德国第4次进入安理会

纽约联合国总部的大楼同德国的常驻代表处是毗邻的两座建筑。德国代表出席安理会会议、联合国全体大会和安全委员会会议，只需穿过纽约第一大街。当然，如果会见安南的话，还得在总部大楼里乘电梯上到第38层秘书长的办公室。

纽约同柏林之间的合作堪称典范，科菲安南同德国外长菲舍尔之间的友谊也是尽人皆知。他们不仅私交甚好，工作中建立的良好关系更是有口皆碑。现在，安南每年都访问一次德国，这甚至成了他的保留节目。两年半前访问汉诺威世博会时，安南当众宣布，他就象回到了家里一样亲切。3个月之后，德国总理施罗德飞往纽约参加联合国举办的千年峰会。

德国在联合国的成熟

德国是继美国和日本之后第3大联合国会费的出资国。2002年，德国汇往联合国的帐目总额为3亿4000万欧元，这其中包括支付联合国和平使命、各类会议以及国际法庭的支出。德国自1973年以来仅作为观望者的时代可以说一去不复返了。当年，战胜国对德国的影响一直延伸到纽约。对此，已退休的当年德国驻联大大使埃特尔回忆道：

“我们仍在4个战胜国的保护之下，因为即使我们德国已经当选为联合国的正式成员，但战胜国的权利仍是得到优先保证的。”

直到认可德国得以实现统一大业的“二加四协定”签署后，德国才在联合国得到了真正的主权地位。当年德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实施的方针具有广泛性，它没有受到不同党派立场的限制。

而作为联合国成员的德国在90年代首次派遣蓝盔部队之后才向着成熟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德国国内是否派遣军队的争执虽然在纽约不是不留反响，有些人甚至是充满了尊敬，但更多的人则是对德国国内就参与联合国国际使命的讨论无法理解。

长期以来，不穿制服的德国籍联合国工作人员并不为少数。他们活跃于联合国总部与分部，活跃于海牙国际法庭，活跃于设在波恩的几处联合国机构。然而，在联合国被委以重任的德国人却是凤毛麟角。

秘书长以下的那层级别里，只有德国前环境部长托普费尔担任了联合国的环境署署长。另一名同样级别的是施罗德的前外交顾问施坦因纳尔，他接受安南的使命负责科索沃的法制与安全。

联合国高层里，德国人凤毛麟角

不可否认，德国似乎更多地将目光投向欧洲，但外长菲舍尔还是不遗余力地强调联合国不可替代的重要性。2000年的一次公开讲话便是一个小小的例证。菲舍尔说：

“在联合国的框架内，人们致力于战胜贫富不均的努力，以达到民族间、地区间的平等、实现全球和平与持续发展。联合国是实践这一努力的唯一机构。增强联合国的行动能力是21世纪全人类的使命。”

以上言词也得到了行动的验证。在巴尔干半岛和阿富汗的重建和军事作战中，德国做出了很大贡献。而此次以非常任理事国身份进入安理会，再一次调动了德国的积极性。德国驻联合国机构增添了3名专家，使现有专家人员上升到15名。此外，还增补了两名联邦国防军军官。

新上任的德国驻联合国大使普劳伊格尔同其前任一样都曾任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从此可见德国政府对联合国给予的重视。

德国何是成为常任理事？

虽然德国外交官在纽约表现不凡，成绩卓著，但德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会成员的一事却被束之高阁，不了了之，这一点令德国外交官费解。

同当年的总理施密特一样，施罗德总理并不急于进入安理会这一最为重要的联合国机构。他对此的态度可以从以下言词中略见一斑：

“未达到目标造成的郁闷与不满同行动中的自信与从容，两者合一，便是处理这一问题的最好方式。我想这样总结，我们不应每天都站在赛场上朝前拥挤，我们要绝对从容不迫地对待这件事。然而，对这一政治目标我们不应抱有半点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