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记”功成万骨枯

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哪一场战争象正在进行的伊拉克战争那样，在没开始前就张扬得让全世界都知道了，让全世界都讨论过了，在开始后让全世界都看到了。尽管如此，媒体和公众舆论还是不满意，嫌得到的画面和消息太少了。

德国私营电视台RTL的乌利希.克罗泽有幸被“植入”联军的坦克，他为此感到如此骄傲，以至于时不时忘记了自己是在哪里，该干些什么。他的女同事安托尼亚.拉多斯勇敢地留守在巴格达，从旅馆的房顶上为德国观众现场电视直播，从而本人也从战地记者变成了战地女明星。德国电视二台的战地记者乌利希.逖尔格则没那么风光，只能通过电话来描述巴格达，而且还时不时被伊拉克的监督者从手里抢走电话，并惨兮兮地给观众留下一句：“我必须要中断通话了...”

即使是他能畅所欲言，也时常让观众感到好困惑。例如，电视二台的主持人在播音室里郑重宣布说：“对巴格达的第二波轰炸开始了...”，而站在巴格达旅馆房间窗前的逖尔格马上“辟谣”说：“不可能！巴格达现在很安静！”过了一阵，德国播音室里的主持人说“巴格达寂静得让人感到恐怖”，而逖尔格则在电话中激动地说，爆炸声把旅馆的玻璃都快震裂了。主持人只好打圆场说：“这真是一次不同寻常的战争，消息少得可怜。”

消息不够，批评来凑。媒体得不到足够的原材料来“炒作”战争，干脆就在媒体报道本身是否客观上大做文章，将炮火对准美国军方，批判美国人操纵媒体，通过500名“植入记者”搞有利于自己的宣传。第一次海湾战争时，有一批记者们抱怨美国人提供的是“手术修理”过的图片，里面看不到流血、伤亡和恐怖；现在，同样的这班人却抱怨那些“植入记者”发来的图片太血腥。这样，战争本身已经成了报道中的配角，对战争的报道倒成了被关注的对象。批评来批评去，无非是说自己的报道方式最严肃最道德，而别人的报道都是宣传、是操纵、是追求耸人听闻。

德国电视一台在卡塔尔美军指挥总部的战地记者抱怨军方严格控制信息，“信息分配上的不公正”，而他的在科威特的同事更是一肚子怨气，说“只能对军方新闻处通过电话采访”。也许，美军在制定作战计划时应该邀请记者来旁听，在新闻发布会上多媒体演示作战步骤并征得记者们的同意，这样记者就会觉得美军公正得体了。

电视一台留守巴格达的记者斯蒂芬.克劳斯在开战前是德国记者大军中的无名之辈。战争打响前夕，电视一台出于种种考虑将自己的“名记”约尔格.阿姆布拉斯特撤出了巴格达，克劳斯作为自由记者自告奋勇顶替了阿姆布拉斯特在巴格达的位置。这位年轻后生在战地报道中很精辟地说：“我不知道是否有人受伤和死了，这还要进一步搞清楚。”一家德国很有影响的大报揭发说，这位一心想成为“名记”的“小记”奔赴巴格达前曾说：“战争是我的一个机会，我会一举成名。”

战争不但给很多做着“名记”梦的人带来了机会，也给一些专家、学者和退伍军头们带来了沽名钓誉和发挥余热捞外快的机会。一些退休的将军或所谓的军事专家在电视演播室里象金融专家分析股市行情一样煞有介事地为观众讲解战事的进展。如果有一天美军真的同伊拉克人展开了巷战，大概电视上就会请来本来轮不上说话的退伍校官告诉观众，手榴弹爆炸是很可怕的。据说，有一位退休将军在开战前已经为电视台开好了价：预定十场则价格优惠，而且买十送一，每讲十场就义务讲一场。

有一些所谓“中东问题专家”平时难得露脸，战争开始后在电视上唾沫星飞溅地说自己多么了解中东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多么熟悉阿拉伯人的心态，并动辄说出诸如“局势要失控了”、“要遍地燎原了”之类的预言。有一位叫做米夏尔.吕德斯的仁兄在一年多前的美国反恐战争期间是“阿富汉专家”，在电视屏幕前为广大德国观众这样分析过录象上本－拉登的肢体语言：虽然本－拉登嘴上是在发布暗杀命令，但是他的冲锋枪并没有拿在手里，而是支在墙上，因此本－拉登其实是在发出和解的信号。伊拉克战争打响后，这位仁兄又变成了“伊拉克专家”，在电视上说因为美国对伊拉克实行封锁政策，已经有好多年不能往巴格达打电话了。而同时另外一个电视频道播放的是一名在德国的伊拉克学生刚刚与巴格达的父母通了电话，在知道父母在轰炸中平安无恙后激动得热泪盈眶。

大大小小的明星们自然也少不了在电视上发表他们对战争的看法。刚刚在RTL电视台举办的“德国选拔超级歌星”比赛中获得“超星”称号的19岁的小伙子亚历山大一脸深沉而明星地对着镜头说：“战争不好，我反对。”选拔赛中进入前4名的亚欧混血女孩瓦内莎嗲嗲地说：“我才17岁，我要成名，正准备去美国录音，这时候发生战争可真讨厌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