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GO--做中国的根与芽

进入立秋的北京却仍脱不了暑气。早上才过8点，白辣辣的阳光就开始照耀着布满尘埃的城市，空气中弥漫着一团团白雾。挤不上公共汽车的上班族们脸上挂着焦躁的情绪。东三环边上一座国际学校里只有一个临街的房间大敞着窗户，那就是珍古道尔研究会根与芽北京办公室。工作人员小高一边吃着早点一边说：“我们对空调都不太‘感冒’，不到热得受不了的时候都不会开，这对保护环境也有好处。”

小高说的“我们”其实只是6个人，一水儿的娘子军。负责人何莉佳是一个在中国生活了12年，说话操着一口北京口音的美国人。她说，从小时候起珍·古道尔博士就是她心目中的大英雄。长大后她担任志愿者并于2000年在北京帮助成立了珍古道尔研究会（中国）。

根与芽办公室因为摆满办公桌而显得有些拥挤，墙上挂着一面巨大的书写板，上面标出整个月的工作计划。办公室的旁边是一间玻璃隔断的小会议室，里面摆放着几个书柜和各式各样的宣传品，墙上挂着科学家珍·古道尔博士的大幅照片。办公室和小会议室都是国际学校免费提供给研究会使用的。这对每年只有80万人民币资金运作用于北京、成都两个办公室开销的研究会来说，不能不说是很大程度上减轻了财政压力。

但是同其它驻华工作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一样，珍古道尔研究会面临的最大问题还是无法在民政部门登记。根据中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境外的非政府组织不能以非政府组织的名义注册登记。但是不能登记，就意味着无法申请银行帐号，就意味着无法接受捐款，也就没有钱去开展活动。在北京落户的绿色和平组织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直到现在都不能接受中国内地的捐款。

在这种情况下，国际非政府组织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找一个本土的合作伙伴，由合作伙伴去相关部门登记；二是以公司的形式注册。“合作伙伴很难找。中国的政府机构都知道，如果和我们合作要承担很大责任。因为如果非政府组织做出些什么敏感的事情，政府就会找合作伙伴的麻烦，所以很少有哪些组织能找到中国方面的合作伙伴。”何莉佳看起来一脸的无奈。第一条路走不通，留给珍古道尔研究会的选择也就只剩下以公司的形式注册。既然是一个经济实体，就必须要交税。研究会在获得捐款的同时要为捐款方开具发票。“开发票就要纳税啊，5.5％的税。如果到年底有盈利的话，就要交30％的税。我们不可能盈利。可是一个公司不盈利就可能被工商局查。我们很担心，如果持续几年都是这样就会被查。以后会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说到这何莉佳突然哈哈地笑起来。

在中国珍古道尔研究会平均每年获得的各类捐款总值只有80万人民币。赞助公司也只是雪夫龙中国公司和拜耳中国公司等3，4家国际型大企业。许多中国的公司企业还没有形成担负企业社会责任的意识。对这些公司企业来说，即便捐款也不会捐给外来的非盈利机构，他们更愿意把钱送给政府所属或者与政府带有密切关系的基金会，最根本的目的就是为了“拉关系”。

用何莉佳的话来说，她工作的很大一部分内容就是不断地通过找企业、找关系、联系朋友来找钱。在工作中她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渠道。由于珍古道尔研究会开展的根与芽的环境教育项目都在学校里进行，而不少在国际学校读书的孩子的父母都在一些国际型大公司工作。孩子们回家向父母介绍他们在根与芽活动中学到的环保知识，同时也就引起了学生家长对珍古道尔研究会的兴趣。目前支持研究会的两个最大的赞助商雪夫龙公司和拜耳公司就是通过这种渠道找到的。

“根与芽”环境教育项目是珍古道尔研究会在中国最大的项目。如今已在全国范围内成立了300个根与芽小组。其中参与者当中大学生的比例占到近一半。这个项目将环境、野生动物保护以及社区三个概念结合在一起，鼓励每个根与芽小组了解自己周围的生活环境并做成小的环境保护项目，从小的变化带来大的影响。

何莉佳说：“（中国）政府不是反对我们，他们只是担心控制不了我们。但是，他们也要意识到，为什么叫非政府组织呢？因为你不需要控制，他们都在帮助社会。政府还在考虑怎么接受我们，怎么和我们合作。”

珍·古道尔博士（Dr. Jane Goodall）是国际知名的科学家。从1960年起，她开始在坦桑尼亚冈比国家公园进行对黑猩猩的行为的研究，并因此而闻名。珍·古道尔建立了珍·古道尔研究会，致力于野生动物的研究和保护，旨在鼓励人们发挥自己的能量，理解和保护我们的环境，尊重和同情所有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