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GO--做中國的根與芽

進入立秋的北京卻仍脫不了暑氣。早上才過8點，白辣辣的陽光就開始照耀著布滿塵埃的城市，空氣中彌漫著一團團白霧。擠不上公共汽車的上班族們臉上掛著焦躁的情緒。東三環邊上一座國際學校裡只有一個臨街的房間大敞著窗戶，那就是珍古道爾研究會根與芽北京辦公室。工作人員小高一邊吃著早點一邊說：「我們對空調都不太『感冒』，不到熱得受不了的時候都不會開，這對保護環境也有好處。」

小高說的「我們」其實只是6個人，一水兒的娘子軍。負責人何莉佳是一個在中國生活了12年，說話操著一口北京口音的美國人。她說，從小時候起珍‧古道爾博士就是她心目中的大英雄。長大後她擔任志願者並於2000年在北京幫助成立了珍古道爾研究會（中國）。

根與芽辦公室因為擺滿辦公桌而顯得有些擁擠，牆上掛著一面巨大的書寫板，上面標出整個月的工作計劃。辦公室的旁邊是一間玻璃隔斷的小會議室，裡面擺放著幾個書櫃和各式各樣的宣傳品，牆上掛著科學家珍‧古道爾博士的大幅照片。辦公室和小會議室都是國際學校免費提供給研究會使用的。這對每年只有80萬人民幣資金運作用於北京、成都兩個辦公室開銷的研究會來說，不能不說是很大程度上減輕了財政壓力。

但是同其它駐華工作的國際非政府組織一樣，珍古道爾研究會面臨的最大問題還是無法在民政部門登記。根據中國現行的法律法規，境外的非政府組織不能以非政府組織的名義註册登記。但是不能登記，就意味著無法申請銀行帳號，就意味著無法接受捐款，也就沒有錢去開展活動。在北京落戶的綠色和平組織也是由於同樣的原因直到現在都不能接受中國內地的捐款。

在這種情況下，國際非政府組織只有兩種選擇，一是找一個本土的合作夥伴，由合作夥伴去相關部門登記；二是以公司的形式註册。「合作夥伴很難找。中國的政府機構都知道，如果和我們合作要承擔很大責任。因為如果非政府組織做出些什麼敏感的事情，政府就會找合作夥伴的麻煩，所以很少有哪些組織能找到中國方面的合作夥伴。」何莉佳看起來一臉的無奈。第一條路走不通，留給珍古道爾研究會的選擇也就只剩下以公司的形式註册。既然是一個經濟實體，就必須要交稅。研究會在獲得捐款的同時要為捐款方開具發票。「開發票就要納稅啊，5.5％的稅。如果到年底有盈利的話，就要交30％的稅。我們不可能盈利。可是一個公司不盈利就可能被工商局查。我們很擔心，如果持續幾年都是這樣就會被查。以後會怎麼樣，我們都不知道。」說到這何莉佳突然哈哈地笑起來。

在中國珍古道爾研究會平均每年獲得的各類捐款總值只有80萬人民幣。贊助公司也只是雪夫龍中國公司和拜耳中國公司等3，4家國際型大企業。許多中國的公司企業還沒有形成擔負企業社會責任的意識。對這些公司企業來說，即便捐款也不會捐給外來的非盈利機構，他們更願意把錢送給政府所屬或者與政府帶有密切關係的基金會，最根本的目的就是為了「拉關係」。

用何莉佳的話來說，她工作的很大一部分內容就是不斷地通過找企業、找關係、聯繫朋友來找錢。在工作中她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渠道。由於珍古道爾研究會開展的根與芽的環境教育項目都在學校裡進行，而不少在國際學校讀書的孩子的父母都在一些國際型大公司工作。孩子們回家向父母介紹他們在根與芽活動中學到的環保知識，同時也就引起了學生家長對珍古道爾研究會的興趣。目前支持研究會的兩個最大的贊助商雪夫龍公司和拜耳公司就是通過這種渠道找到的。

「根與芽」環境教育項目是珍古道爾研究會在中國最大的項目。如今已在全國範圍內成立了300個根與芽小組。其中參與者當中大學生的比例佔到近一半。這個項目將環境、野生動物保護以及社區三個概念結合在一起，鼓勵每個根與芽小組瞭解自己周圍的生活環境並做成小的環境保護項目，從小的變化帶來大的影響。

何莉佳說：「（中國）政府不是反對我們，他們只是擔心控制不了我們。但是，他們也要意識到，為什麼叫非政府組織呢？因為你不需要控制，他們都在幫助社會。政府還在考慮怎麼接受我們，怎麼和我們合作。」

珍‧古道爾博士（Dr. Jane Goodall）是國際知名的科學家。從1960年起，她開始在坦桑尼亞岡比國家公園進行對黑猩猩的行為的研究，並因此而聞名。珍‧古道爾建立了珍‧古道爾研究會，致力於野生動物的研究和保護，旨在鼓勵人們發揮自己的能量，理解和保護我們的環境，尊重和同情所有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