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岁前纳粹终被送上法庭

（德国之声中文网）奥斯卡·格勒宁（Oskar Gröning），1921年6月10日出生。21岁时，他作为党卫军年轻的一员被派往奥斯威辛。现在，他垂垂老矣，很快将满94岁。

“1943年1月的一个夜晚，我第一次看到犹太人被煤气毒死。我听见煤气室的门被关上时人们惊惧的叫喊声”—2005年，奥斯卡·格勒宁（Oskar Gröning）在接受多家德国报纸关于他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任职情况的采访时这样说。

从1942年9月至1944年10月，他作为德国党卫军的一员在奥斯威辛执勤。他的主要任务是，管理囚徒们的钱币、首饰等有价值物品。因此，他也在媒体上被称为“奥斯威辛的会计”。他认为自己无罪。在2005年的那次采访中，他表示，“我没有杀过一个人。我只是灭绝机器中的一个微小的齿轮。我不是作案人。”

指控：支持杀人机器

10年后，格勒宁到底还是被送上了法庭。庭审于2015年4月21日在吕讷堡（Lüneburg）举行。它有可能是德国的最后一个纳粹审判大案。根据居住地原则，由于被告长期以来在吕讷堡附近的一个小村庄生活，审判程序在吕讷堡地方法院进行。这位93岁老人被控帮助屠杀了至少30万人。出于证据搜集困难原因，负责下萨克森州处理纳粹罪行的汉诺威检查院将诉讼内容限制于俗称的“匈牙利行动”。该行动实施于1944年5月16日至7月11日。在这两个月里，党卫军将大约42.5万名犹太人从匈牙利运至奥斯威辛。大约30万人在抵达后即立刻被送入毒气室杀死。

在此期间，前后共有137列火车抵达纳粹的这一死亡工厂。格勒宁当时也在站台值勤，“挑选”时在场。所谓的“挑选”就是，将囚徒无情地分成“有劳动能力”和“无用”两类。他知道，被挑出来列入“无用者”队列的人并不是被送入诈称的淋浴室进行“消毒”，而是被直接送向死亡。格勒宁的任务是，收集从站台被押送走的囚徒们留下的包裹。汉诺威检查院厚达85页的起诉书指控说，“此举旨在清除大屠杀的痕迹，不让后续囚徒看到”。起诉书指出，通过其行为，被告支持了纳粹政权的系统性谋杀。

为什么迟至现在？

德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为80岁。仅出于这一原因，人们就不能不问，为什么格勒宁的案子拖了这么久？为什么这位“奥斯威辛会计”在其生命来日无多之时才迟迟被送上法庭？尤其是，德国从1958年起就在路德维希堡建立了“中央办公处”，专门负责对纳粹罪行的调查工作。

原因之一是一项释法的修正。在1960年代及70年代，有一项规定，即每一个作案人的行为都必须能够得到证明。这一规定在慕尼黑州法院作出关于戴姆杨纽克（John Demjanjuk）案的裁决后作了修改。虽然未能证明他直接参与，2011年，这位前索比布尔（Sobibor）集中营看守仍以帮助屠杀28万多犹太人罪被判5年监禁。不过，还在判决生效前，戴姆杨纽克便已亡故。

从1940至1945年，仅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就有约7000名党卫军成员活动。在吕讷堡审判案中代表了30多名附带起诉人的律师瓦尔特尔（Thomas Walther）表示，如果今天的规定早一些生效的话，在联邦德国，数以千计的男女本应受到起诉，但是，“有人不愿意这样”，不愿看到纳粹帮凶被绳之以法。格勒宁亦从未因其在集中营杀戮场的活动而受到惩罚。司法机构虽早在30年前就将他立案，但因缺乏证据而于1985年中止了立案程序。司法机构相信了他的说法，即他“没有直接参与杀人”，“只不过看管了旅行箱”。

对正义的迟来的希望

吕讷堡地方法院安排了27个庭审日，7月底作出判决。60多个附带起诉人将在审判程序中作陈述。他们分别来自美国、匈牙利、加拿大和以色列。

附带起诉人普斯陶伊（Eva Pusztai）来自布达佩斯。这位奥斯威辛的幸存者在接受《世界报》的采访时表示，“一想到，这名被告曾在我母亲哭泣着打点的箱子里胡捣乱鼓、手上曾拿捏过当天就遭屠杀的我妹妹吉利科的衣服，我就无法自制。我多希望有一天能在一家德国法院出庭作证，陈述我的亲眼所见”。

被告只承认有“道德责任”

检查官雷曼（Jens Lehmann）宣读一份起诉书，指控格勒宁，作为集中营库房管理机构的会计搜集了受害人那里被没收的钱财，并随后上交柏林，尽管他知道，奥斯威辛集中营被用于大规模屠杀犹太人。雷曼检查官指出，通过其所作所为，格勒宁支持了奥斯威辛集中营不间断的日常事态，“并为此作出了某种至少是低层次的贡献”。起诉书强调，灭绝人类的“这一顺畅流程”之所以可能，就是靠了集中营的下属们“可靠的工作”，大屠杀的组织者们知道这一点，因此，可以完全信赖之。

被告格勒宁当庭发表个人声明，承认有道德上的责任。他称，因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工作，他对屠杀数百万人“负有道德责任”。他说，“我以对受害人的愧疚和卑微态度，在此确认这一道德责任”。

不过，被告不承认自己有司法意义上的责任。他面朝法官，表示，“有关刑事法意义上责任的问题，须由您们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