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融入史：与墙对话

（德国之声中文网）孔夫子有72个弟子。我不知道这是否是那一年北京外国语学校招收72名学生的原因。当然这也可能纯属偶然。我们当时一共四个班（英、法、德、日），学生总数必须能够被4整除。72是个能被4整除的数。这样，每个语言班18名学生。上外语课的时候就是这个阵容。其他课程两个小班合成大班上。英语班和法语班合并，我们戏称之为盟国班；与之相对应的是我们德日班 - 轴心国班。

外语教学当然占据特殊地位。在每周34课时中，10个给了外语课。在德语课上，幻灯机和录音机把我们带进了另外一个世界。"这是德国。这是弗兰肯地区。弗兰肯在德国南部。这是卡多尔茨堡。卡多尔茨堡是一个村庄。"世界上成千上万的人大概都是这么开始与德语约会的。位于弗兰肯中部的卡多尔茨堡是世界各地德语学生接触到的第一个地名。不知道那里的居民是否意识到自己村庄的国际意义。

名字的重要性

第二课里，一名金发男孩儿自我介绍："你们好！我叫汉斯，汉斯-绍迪。"他指指一位成年男子："这是我的父亲。"爸爸绍迪自我介绍："你们好！我叫海因里希-绍迪。汉斯是我的儿子。"妈妈绍迪（名叫Liesl）露面之后，德国最著名的狗清脆地叫了两声。汉斯说："龙皮是我的狗。"如果谁在圣保罗或汉城给自己的狗取名龙皮，那么他很可能和我们一样学习了名为"前进"（Vorwärts）的德语课程。课程的第二个主角由海因里希-绍迪请上舞台："这是Lieselotte，Lieselotte Meyer。Lieselotte不是我的女儿。" Lieselotte介绍说，她的父母在美国。她的哥哥Dieter生活在汉堡，而汉斯的姐姐Inge则在慕尼黑居住。一下子接触这么多德国人的名字，我们都有点儿晕。

对课程的作者来说，名字可能是学习一门语言的入场券。我们的德语老师显然也这样认为。她给我们每个人取了一个典型的德国名字。例如：Erich、Bruno、Heinrich、Rolf。当然这些名字也是为了继续用小舌音折磨我们。最难发音的名字是Erich，尽管我们已经多多少少掌握了小舌音。我当时想，如果每两个德国人叫Erich，那我们无论如何也得硬着头皮练习。可是到了德国之后，我感到有点儿受了欺骗。今天典型的德国名字是Kevin、Elias、Milan、Aljoscha或者Ahmet。我就没认识一个叫Erich的，当然Erich Honecker（埃里希-昂纳克）除外。

我们女孩子名字的发音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比如Gisela、Eva、Inge或者Wanda。这些名字我在德国也难得一见。Wanda这个名字我只在英国那部喜剧片"一条名叫Wanda的鱼"里遇到过，Wanda在影片中是个女骗子。在今年夏天的世界杯足球赛上，德国人总算知道了Wanda是谁。在每一场对德国来说糟糕透顶的比赛中，中国公司Wanda（万达）的广告都从赛场的各个角度映入德国人的眼帘。相比之下，我算是很幸运的：我的德国名字Monika既不难听，也不很过时。

乐趣与勤奋

有了德国名字之后，我们学德语的劲头更大了。Hans、Lieselotte、Heinrich、Liesl以及后来粉墨登场的德国人的对话我们都背得滚瓜烂熟。我们分配角色之后，把课文中的场景一遍遍演练。我记得曾经扮演过Lieselotte，在森林中散步的时候折断了腿（直到今天我都不明白散步为什么这么危险）；还有一次我求父亲允许我去电影院看一部恐怖片。除了在电影院，龙皮当然不离汉斯左右。有时候我们笑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我们和Hans及Lieselotte共度了两年的时光，通过他们认识了德国的日常生活，并将数百句德语熟记于心。老师不厌其烦地要求我们："大声讲德语，哪怕是对着一堵墙。"于是我在校园里找到了一个僻静的角落，每天早上在那里背单词，下午高声朗读课上新学的句子。我想，在过去的这些年里，面前的这堵墙可能做了不少情侣的证人，但一定还没有听到这么多稀奇古怪的句子，至少她是个很耐心的听众。

那两年是我学习德语历史上最轻松的两年。从第三年开始，德语语法这座沉重的大山向我们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