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融入史：與牆對話

（德國之聲中文網）孔夫子有72個弟子。我不知道這是否是那一年北京外國語學校招收72名學生的原因。當然這也可能純屬偶然。我們當時一共四個班（英、法、德、日），學生總數必須能夠被4整除。72是個能被4整除的數。這樣，每個語言班18名學生。上外語課的時候就是這個陣容。其他課程兩個小班合成大班上。英語班和法語班合並，我們戲稱之為盟國班；與之相對應的是我們德日班 - 軸心國班。

外語教學當然佔據特殊地位。在每周34課時中，10個給了外語課。在德語課上，幻燈機和錄音機把我們帶進了另外一個世界。"這是德國。這是弗蘭肯地區。弗蘭肯在德國南部。這是卡多爾茨堡。卡多爾茨堡是一個村莊。"世界上成千上萬的人大概都是這麼開始與德語約會的。位於弗蘭肯中部的卡多爾茨堡是世界各地德語學生接觸到的第一個地名。不知道那裡的居民是否意識到自己村莊的國際意義。

名字的重要性

第二課裡，一名金發男孩兒自我介紹："你們好！我叫漢斯，漢斯-紹迪。"他指指一位成年男子："這是我的父親。"爸爸紹迪自我介紹："你們好！我叫海因裡希-紹迪。漢斯是我的兒子。"媽媽紹迪（名叫Liesl）露面之後，德國最著名的狗清脆地叫了兩聲。漢斯說："龍皮是我的狗。"如果誰在聖保羅或漢城給自己的狗取名龍皮，那麼他很可能和我們一樣學習了名為"前進"（Vorwärts）的德語課程。課程的第二個主角由海因裡希-紹迪請上舞台："這是Lieselotte，Lieselotte Meyer。Lieselotte不是我的女兒。" Lieselotte介紹說，她的父母在美國。她的哥哥Dieter生活在漢堡，而漢斯的姊姊Inge則在慕尼黑居住。一下子接觸這麼多德國人的名字，我們都有點兒暈。

對課程的作者來說，名字可能是學習一門語言的入場券。我們的德語老師顯然也這樣認為。她給我們每個人取了一個典型的德國名字。例如：Erich、Bruno、Heinrich、Rolf。當然這些名字也是為了繼續用小舌音折磨我們。最難發音的名字是Erich，儘管我們已經多多少少掌握了小舌音。我當時想，如果每兩個德國人叫Erich，那我們無論如何也得硬著頭皮練習。可是到了德國之後，我感到有點兒受了欺騙。今天典型的德國名字是Kevin、Elias、Milan、Aljoscha或者Ahmet。我就沒認識一個叫Erich的，當然Erich Honecker（埃裡希-昂納克）除外。

我們女孩子名字的發音相對來說比較容易，比如Gisela、Eva、Inge或者Wanda。這些名字我在德國也難得一見。Wanda這個名字我只在英國那部喜劇片"一條名叫Wanda的魚"裡遇到過，Wanda在影片中是個女騙子。在今年夏天的世界盃足球賽上，德國人總算知道了Wanda是誰。在每一場對德國來說糟糕透頂的比賽中，中國公司Wanda（萬達）的廣告都從賽場的各個角度映入德國人的眼簾。相比之下，我算是很幸運的：我的德國名字Monika既不難聽，也不很過時。

樂趣與勤奮

有了德國名字之後，我們學德語的勁頭更大了。Hans、Lieselotte、Heinrich、Liesl以及後來粉墨登場的德國人的對話我們都背得滾瓜爛熟。我們分配角色之後，把課文中的場景一遍遍演練。我記得曾經扮演過Lieselotte，在森林中散步的時候折斷了腿（直到今天我都不明白散步為什麼這麼危險）；還有一次我求父親允許我去電影院看一部恐怖片。除了在電影院，龍皮當然不離漢斯左右。有時候我們笑得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我們和Hans及Lieselotte共度了兩年的時光，通過他們認識了德國的日常生活，並將數百句德語熟記於心。老師不厭其煩地要求我們："大聲講德語，哪怕是對著一堵牆。"於是我在校園裡找到了一個僻靜的角落，每天早上在那裡背單詞，下午高聲朗讀課上新學的句子。我想，在過去的這些年裡，面前的這堵牆可能做了不少情侶的證人，但一定還沒有聽到這麼多稀奇古怪的句子，至少她是個很耐心的聽眾。

那兩年是我學習德語歷史上最輕鬆的兩年。從第三年開始，德語語法這座沉重的大山向我們壓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