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评论：中共对美的持久战

（德国之声中文网）事实上，说中共正在谋划一场同美国的持久战并不空穴来风。在中共7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持久战”一词首次出现在习近平上台后的会议报道中。熟悉中共历史和思维的人清楚，该词有特定含义，与毛泽东和抗战有关，也意味着中共/中国正处在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

当年日本侵华，在中国流行着害怕日本的亡国论和轻视日本的速胜论两种论调，毛在延安窑洞里物质条件极为简陋的条件下，写下了后来被中共称为具预见性和指导性的“论持久战”一文，提出了中共在抗战中的指导原则、战略战术和应变策略。虽然日本最后并非败于中国，但大体说来，战争是按毛预测的三个阶段走的，更重要的是，中共在八年扩战中成功崛起，从原来的落寇陕北、疲惫之师成为同国民党竞争中国政权的第二大政治和军事集团。所以“论持久战”在中共文献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被中共史家看作毛的“隆中对”。

今天的中美关系和80年前的中日关系有很大不同，但美强中弱也是事实，有理由认为一心师法毛的习近平会要他的执政团队重温毛此篇著名文献，试图在毛所阐述的原则指导下，做好和美打“持久战”的设想和准备。要理解中共对美的持久战，必然涉及三个问题：（1）中美的基本国情及战略优势与劣势；（2）中共“持久战”的三阶段及大致时间划分；（3）中共在每个阶段采取的对策。

我不打算对中共“持久战”的每个阶段的特点和过程作详尽分析。就双方的战略优缺点而言，美国的战略优势是综合性的，它是竞技场上的全能冠军，而非仅仅单项冠军，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地缘政治、科技、文化、创新力等各方面都要比中共强。不过，也需指出的是，美国国内政治和地缘政治也有不利之处，特朗普总统的四年已使美民主体制有很大损害，党派政治的极端化，贫富差距的扩大和种族、移民问题搞在一起，导致美国国内极度分裂，板结化的趋势显现，左派的美式政治正确也妨碍自由。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尽快得到扭转，将会削弱美国民主的修复能力。同时，特朗普外交上的单边主义、贸易上的保护主义和政治上的民粹主义及其退群行为已损害了美国在全球包括盟友中的影响力和领导地位，未来几年，即使民主党执政，加强和同盟的联系，也不大可能完全修复和盟友的裂痕。这对美国在关键时刻动用盟友力量对付中国会产生影响。总之，在党派政治极化和民众分裂的情况下，哪怕两党在打击中共上态度一致，但国内政策的分裂会使得政策的效力下降，从而影响美国国家能力的发挥，甚至导致国力下降。

美国的不利之处当然不能自动转化成中共的有利之处。但相对美国而言，极权体制虽是中共的一个负担，可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变成某种优势，如领导核心的稳定使得中国在新冷战中能够保持政策和政治的相对稳定、连续和一致，减少政策变动带来的人为干扰，有利一个长期目标的达成。另外，中共的经济也在快速追赶美国，新冠疫情可能使经济总量提早超美，中共从而能够把经济实力投射到政治、科技、对外关系特别是军事等各领域，全面提升国家的总体实力，增强和美国打持久战的能力。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是全世界唯一具有全工业制造能力的国家，14亿人的市场规模、发达的基础实施和快速高效的物流体系，加上中国前不久的气候承诺，对外资还有很大吸引力，可以部分分化美国的同盟体系。中国在某些产业如5G上也领先美国，现在中共又利用新举国体制，去攻关被美国卡脖子的产业和技术短板。解放军的总体作战能力和美军相比虽然差距甚大，但自上世纪90年代后，中共也在加强武器和装备建设，在近海作战可以利用中导优势有能力拒止美军介入，对美军构成威胁。而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则有利中共对大众的政治动员。

尽管如此，中共的战略优势和它的战略劣势其实是一体两面。例如，政治上的领袖专权导致政策出大错的概率很大，民粹路线对中共也有可能形成反向绑架；经济的大而不强和工业的全而不强，加上美中科技正在脱钩，将拖累中国产业的转型升级；价值观的短板亦使得中共在国际上缺乏真正的盟友等。

中共无疑会详细评估这场新冷战的基本特点和美中各自的优势和缺点，并据此把同美国的“持久战”分成三个阶段，即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

第一阶段是战略防御，时间大约在2018年5月到2020年11月。美中新冷战的宣告虽然现在公认为蓬佩奥的7月演讲，但美中对抗从2018年的贸易战就开始了，从贸易战的规模和程度言，它理应是新冷战的组成部分，因此，中美“持久战”的第一阶段应从2018年5月美国宣布向中国征税开始，结束于2020年11月3日的美大选。无论大选结果如何，美中对抗的程度只会进一步加深，但对抗的形式有可能发生改变，尤其在拜登如果当选总统后。

第一阶段又分前后期，前期从2018年5月发起贸易战到2020年1月15日签署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以贸易战为主，辅之以对华为的打压以及在台湾、新疆、西藏和南海等问题上的部分交锋。后期从贸易协议签署之后到美国大选前，主要是围绕疫情，美中从之前的局部对抗进入全面对抗，程度超出冷战。

对中共来说，无论特朗普政府挑起贸易战还是借新冠疫情对中国进行似乎无底线的打击，升级与中国的全面对抗，且明确把矛头指向中共和习，声称美中新冷战的目标就是要围堵和改变中共，“似乎”都很突然，没有太多的心理准备。这里用“似乎”，意思是中共其实并非完全没有意识到华盛顿会这样做，但鉴于两国紧密的经贸和文化联系与交流，双方都有大量的利益在对方，特别是中共把经贸当作压舱石，不能轻易搬动，否则美中这条大船在航行中就容易倾覆，所以中共对特朗普政府多少有些幻想，未料到它会对中国全面开打贸易战，更没想到特朗普将自身处理疫情不力之责向中国甩锅，利用疫情挑起同中共的全面冲突，并借港区国安法进一步向中国发难，发起一波又一波的对中共的打击，以致国际社会开始忧虑美中出现局部战争的风险。

鉴于上述原因，中共没有作好美中关系自由落体式下坠和全面脱钩的足够准备，当美国的打击突然而至，事实上有点懵了，第一反应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在贸易和其他问题上同美针锋相对，言辞上刺激特朗普政府，只要中共的工具箱里可以反击美国的，进行对等反制，这有点类似抗战第一阶段国军对日军发起的阵地战。从中共是个习惯斗争的党来看，有这个反应很自然，它既是一种被动式的应对，也是为了激起全民的民族主义情感，将中共塑造成不畏美国打压、维护国家利益的形象，以增强它在人民中的合法性。

不过，中共的“阵地战”打到2019年10月和今年7月中旬两个时间点，发生了变化。在前一个时间点，中共发现，由于中美贸易的不对等，中国是贸易盈余国，如果将全部5000多亿美元让美方征税，中国没有反制手段，经济也将承受不了。在贸易战开打前，中共的沙盘推演很可能认为中国可以承受美国的全部贸易战压力，但贸易战的实际影响要复杂得多，让中共担忧打下去的后果，因此也才会有在美国压力下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城下之盟。而到7月中旬围绕新冠疫情和港区国安法的对抗中，中共又发现，若和美国硬扛，中国被卡脖子的地方太多，特别是在科技和金融领域。特朗普政府的“清洁网络”行动以及对抖音、微信和华为的打压，对中国的科技损害太大，两国科技脱钩正在成为事实。再加上选情对特朗普不利，如果随着他的节拍起舞，正好中了美国鹰派设下的套，特朗普如祭出核弹级的经济制裁，或者干脆美台建交，在南海轰炸中国岛礁，将会把中共推到真正生死攸关地步。为避此种最坏后果，需要缓和同美冲突，至少是在宣传和言语上降调，观察11月的美国大选再制定下一阶段的战术。于是外界看到自那时起中共对美态度软化，降低对抗程度。

11月美国大选后，两国将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时间大概到2025年底，贯穿中国第14个五年计划时期。第二阶段表明双方的实力正在接近，谁也吃不了谁，但按照对抗的惯性，该阶段前期还是美强中弱，只是差距在缩小。现在看来，美大选前中共担忧的前述三项核弹级的武器都未动用，不过若特朗普败选，不排除他会把原因归咎中国，拿中共作替罪羊，在余下两月动用这三选项，同时也给拜登留下一个美中关系的烂摊子。假如他选胜，从他正式提名共和党候选人发表的政纲看，也很可能会把和中国经济脱钩作为未来四年的施政措施。即使拜登当选，由于担忧双方实力逐渐接近，普遍预测美国只会改变具体遏制中国的方式，遏制战略本身只会强化，且会联合盟友，用群狼战术对付中国。因此，今后五年，恐是中共最艰难时期，外部的战略环境会比当下还恶化。

然而亦要承认，美国在第一阶段对中国的遏制，虽然重创了中国，主要是恶化了中国的发展环境，对某些产业如芯片和某些企业如华为构成了生死威胁，潜在地也影响到中国产业链的循环和升级换代，拖延了中国继续崛起的步伐，但对中国总体的经济和贸易尚未到伤筋动骨地步。特别从华盛顿打击的目标是要削弱中共统治来看，由于新冠疫情，这一目标非但未实现，中共统治合法性比疫情之前似乎更加强。有鉴于此，美国在第二阶段如对中国使出三项核弹级手段打压，对中国造成的震动和冲击虽肯定要大大强于之前，但代价是对美国自身的杀伤力也巨大，例如，将中国整体排除美元支付系统，后果有可能是美元的霸权从此崩溃；美台建交大概率会诱发中美大战，美国在死伤大量士兵的同时台湾很可能最后还是保不住。这都是两败俱伤的结果，相信华盛顿会小心权衡，因为如果这几仗没有打垮中共，意味着美国之后对中国的遏制将力不从心，它的政策箱里没有多余的工具再打压中共，双方的战局成一种胶着状态，形势可能对中共有利。

但中共还是会在第二阶段尽量避免或拖延这种情况的到来，至少前期不和或少和美国正面交锋，而采取和第一阶段疫情后半期的拖字术或熬字术，争取时间建立一个安全的经济科技边界，补上战略漏洞和短板，以待中美最后决战。而这正是五中全会讨论的十四五规划的主要内容。

未来五年，中共如果在经济上构建起了以国内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发展格局，以新型举国体制解决了芯片等大部分美国卡脖子的技术，同时做好了武统台湾的军事准备，那么它很可能认为美国将奈何不了自己，可以对美进行战略反攻，届时持久战就将转入第三阶段，时间会在2026年后。

有人会争辩，即使中国的GDP在未来5-10年赶上美国，但总体国力包括军事实力到那时依然要弱于美国。还有一种极端看法认为，未来100年中国也赶不上美。因此判定2026年后中共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是不是太早了点，少看了美国？我想强调的是，战略反攻或者持久战，当然根本上取决于国家实力，但也受制于其他因素，如国家意志，民众反应，国际援助等。这些因素在阶段上会增强或削弱总体实力，使在阶段上表现出的国家实力强于或弱于国家应有的实力。抗战时期中国在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总体国家实力和军事实力同日本相比依然相差很大，但由于日本在外部战场频频失利，在美苏帮助下，中国取得了战场上的主动权和主导权，日本处于战略劣势。越战是另一例子。如果中国在未来五年大体建成了内循环经济体，尤其在一些关键技术和产品上解决了美国卡脖子问题，那么中共很可能在这场和美国的新冷战中从后者那儿夺得主动权和主导权，削弱美国的遏制意志，有力量在总体上对美遏制和围堵发起战略反攻。

正如我之前撰文所指，这个战略反攻大概率会选择台湾作为突破点，甚至很有可能在相持阶段的后半程就拿台湾开刀。因为如果中共抵制不住美国的战略围堵压力，不排除主动选择打台湾来扭转被动局面。武统台湾从经济上看最坏的结果就是美国对中国实行禁运，但这个后果同两国全面脱钩差不多，而对美国来说，则会大大提高它遏制中共的代价，从而为中共扭转被动局面，掌握战略主导权提供了机会。

 

邓聿文为政治评论员，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兼中国战略分析杂志共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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