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官员强调“爱国者治港”学者:中国想控制香港

(德国之声中文网) 综合多家港媒报导，中国港澳办辖下的全国港澳研究会22日将在北京举办研讨会，主题聚焦在如何落实“爱国者治港”与改革香港选举制度。香港《NOW新闻》报导中引述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的演说，他表示发展香港民主制度不能背离“爱国者治港”的原则。他认为目前最关键与最急迫的是要完善相关制度，而完善选举制度必须在中央主导下进行。

夏宝龙为爱国者治港定出三个标准，包含：

• 爱国者必然真心维护国家主权丶安全丶发展利益。
• 尊重和维护国家的根本制度和特区宪制秩序。
• 全力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

此外，夏宝龙也表示，负责管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人必须达到四项要求，包含：

• 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 坚持原则丶敢于担当。
• 胸怀“国之大者”。
• 精诚团结。

而为了完善“爱国者治港”的相关制度，夏宝龙认为，执行者必须坚持五大原则：

• 必须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
• 必须尊重中央的主导权。
• 必须符合香港实际情况。
• 必须落实行政主导体制。
• 必须有健全的制度保障。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的高级讲师蔡子强告诉德国之声，夏宝龙演说中最主要的讯息是，中国政府将主导香港的选举制度改革，而改革很有可能由中国的人大来执行。他说：“中国政府将透过选举制度改革来排除任何被他们视为‘不爱国’的政治人物，他们将无法参与选举或在香港政府内部担任官职。”

蔡子强还说，虽然夏宝龙在演说中仍强调一国两制是中国治港的基础，但是在北京心中，一国的重要性绝对大于两制。而那些不符合中国政府“爱国者”定义的人，主要是被北京视为反共产党、与外国势力勾结或是提倡港独的政治人物。

他向德国之声表示：“夏宝龙只透过演说定下选举制度改革的基调，但他并未在演说中透露太多细节，所以现阶段很难清楚了解选举制度改革会为民主派带来多大的打击。”

此前，中国官媒新华社连日刊登与“爱国者治港”相关的学者采访。其中，新华社20日刊登了一篇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何俊志的采访报道，他在访问中称“爱国者治港”本来就是“一国两制”的初心，由于现存的制度有“漏洞”，才让“极端反中乱港份子”以“瘫痪特区政府”与“夺取管治权”为目的，企图全方位争夺香港管治权。

报道引述何俊志称：“香港现有选举制度中的确存在不少需要堵塞的漏洞，有一些规则该规定还未规定或有规定贯彻得不彻底，比如公职人员宣誓制度丶候选人条件规定丶竞选活动规定丶当选议员之后的行为规范等，这为‘揽炒派’‘揽炒’香港提供了机会。‘落实’爱国者治港基本的原则，就必然意味着‘反中乱港者出局’。”

专家：北京想全面控制香港

除了中国传出欲改革香港选举制度外，香港法院上周也开庭审理“8·18‘流水式集会’”，黎智英丶李柱铭等9位知名民主派人士被列为被告。黎智英自2020年12月被起诉诈骗罪和“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后一直被关押至今。

此外，香港警方上周称黎智英因协助“12港人案”中的李宇轩潜逃至台湾，所以被加控“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与“串谋协助罪犯”，并于2月16日于香港赤柱监狱再次被拘捕。

针对香港政府过去一周内一连串的举动，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剑华告诉德国之声，中国政府的目的很明显是想全面控制香港。他说：“中国政府已不在意牺牲一国两制，他们也不理会香港回归前做出的承诺或基本法的任何规定。他们现在希望透过法律手段加强对香港的控制，并藉此破坏香港公民社会。”

锺剑华说，香港政府过去一年多来透过各种法律手段，拘捕在香港民主运动中有影响力的人物。他指出：“香港政府一方面希望藉此消灭民主派的势力，一方面也希望在社会中制造一种寒蝉效应。这种手法根本不是正常法治社会该有的行为，这是一种政治迫害。”

自2021年起，至少有黄之锋丶谭得志与黎智英等三位民主派人士，因新案件在关押期间在狱中被二次拘捕及增加控诉。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洛告诉德国之声，香港政府此举是想让高知名度的民主派人士长期消失于公众视野，并在香港公民社会中制造恐慌。

他说：“香港政府运用黄之锋等人为例，让香港社会明白政府不会轻易放过‘麻烦制造者’。然而，这种做法不但会在香港社会中制造恐慌，也会进一步降低香港人对政府与司法系统的信心。”

锺剑华指出，虽然自从《香港国安法》生效后，香港人很难在公开场合表达对政府的不满，但是香港近期发布的各项民意调查显示，香港人对中国政府与香港政府的观感越来越负面。他说：“我相信香港公民社会仍在用一些消极的方式来反抗，但是要在短时间内完全破坏香港公民社会还是不容易的。我认为香港的困境会维持很长的一段时间，到时候要看香港人的态度丶国际社会的支持以及中国政府内部是否产生变化。目前仍存有很多变数。”

陈家洛也说，香港的各项民意调查显示香港社会仍存在一股强劲的反抗能量。他告诉德国之声：“虽然公民团体都因新冠疫情的相关限制而限缩了他们的规模，但我相信公民团体与运动者间仍保有一定程度的连结，他们应该都在观察香港的情势变化，并努力适应新的情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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