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809 interview platzeck mauerbau

記者：普拉策克先生，當修建柏林牆的時候，您還在波茨坦讀書，當時只有7歲。今天已經48年過去了，您還能想起那段日子麼？

普拉澤克：是的，甚至還很清晰。我們當時住在柏林郊區，屬於波茨坦城區的一部分。就在西柏林的邊上。距離格利尼克橋那兒很近。那些天，就是在那一天的幾周前，我還能清晰的記得， 在我父母的房子裡我們不斷的討論，覺得會發生什麼事情。因為空氣彌漫著不尋常的氣氛，所有的人都能感覺到。

在我們家周圍有不少房子突然空了，因為西柏林就像之前所說的那樣開放了，人們可以坐短程火車去那裡。很多人都消失了。包括我父親的同事，他是一名在波茨坦工作的醫生-突然就離開了。當時我不知道，但後來我的父母告訴我，他們也有過這樣的計劃。

這一切發生的時候。我們都感到很壓抑。對孩子們來說，這樣的事情也是極不尋常的。我知道我的父母每天都在擔憂，他們害怕戰爭會重新開始。

記者：但最終還是沒有逃走。您留在了民主德國，在那裡長大，後來成為一名工程師。在民德時期您是否感到過壓抑？

普拉澤克：沒有，至少在受壓抑方面沒有過感受。當時我經常小心翼翼的進行對比，與之前的德國狀況相比。

記者：您是指納粹德國？

普拉澤克：是的，是這樣。我有一個美好的童年和少年時光，這是我必須要說的。我進了一所非常棒的學校，我喜歡數學和物理，從七年級開始進了一所數學學校，學習條件非常好。這也令我的與父母的衝突開始增加，他們是保守派，就像前面所說的那樣，我的父親在一家天主教的醫院工作，我的祖父是傳教士，而我卻為社會主義而感到興奮不已。

我知道，在15，16歲的時候，我不斷的與我的父母討論，指責他們還沉溺在過去的社會模式當中，不知道哪裡是真正的方向，他們忍受了我。那些年裡我真的很相信這一切。

記者：是否在某個時候關係出現了分裂，或者是他們完全沒有改變？

普拉澤克：我的父母不會那樣做的。家庭是不可能分裂的。他們真的是非常平和。我的父親證明了他的遠見，我必須要再說一次。我的思想則發生了一、兩次的轉折。

第一次思考是進入人民軍服兵役的時候。然後到了1976年，對我的巨大影響是比爾曼（Wolf Biermann：德國知名詞曲作者）被取消了公民資格，就發生在我所信任的這個社會制度裡，我的家鄉，民主德國。我想，為什麼他們要這麼做，為什麼我們沒有力量，為什麼我們沒有勇氣，與另一種觀念共存。

我當時是學生，認為這是非常可恥的。讓我最終與我天真想法告別的，是蘇聯毫無原因的入侵了阿富汗，只有唯一的理由，就是展示他們的強權。在1979年末，聖誕節時分，我作出抉擇，認定這裡的一切必須發生改變。

記者：民主德國是否像今天的左派描述的那樣，是一次合法的社會主義嘗試？

普拉澤克：什麼是合法的社會主義嘗試？我不能準確的評估五十年代。但是我從很多當年在東德工作、生活的人的講述中瞭解到，他們當中很多人確實在憧憬著，我們要建立一個更加公正的社會，我們希望沒有人再受到排斥，我們要與所有的人均分財富。這是當時的真正情況。

但是這種憧憬逐漸開始暗淡：一次是50年代的史達林主義。然後是我要說的，我經歷了1971年開始的昂納克時代，也就是您剛剛提到的"合法的社會主義嘗試"，真的是無稽之談。最終的目的只是保住權力。

沃爾夫（Christa Wolf：德國知名作家）在1982年就在日記中非常好地總結了這一點，她只用了很少的詞匯，體現出她的寫作藝術。她寫道，一切都在發黴，這就是人們當時的確切感覺。沒有人有什麼追求，昂納克和他的人手裡握著韁繩指揮著所有的人。沒有計劃，沒有前景。

記者：對前東德社會統一黨獨裁政權歷史問題進行處理的聯邦基金會主席艾波曼說，這是對人類蔑視的獨裁統治，他是不是說的有點過分了？

普拉澤克：你知道，這不是很容易討論的問題。如果這是一個法治國家，人們的生命價值就得到尊重，是一個多姿多彩的、令人欣喜的、開放的社會，那麼就不會有數十萬人逃到了大街上，不會有那麼多人離開了他們的家鄉。

順便說一下，作為這個國家不合法的一個證明是，恰恰是民主德國公民自己終結了民主德國，這一切不是沒有原因的。我認為把這個問題當做20年革命的核心問題是錯誤的，因為，它在1989年就由民主德國的人民自己做出了回答。

記者：您在民主德國的時間裡學到的最重要的東西是什麼？

普拉澤克：我學會了，一切預計好的事情，說過的話，或者許多人相信的事情，都會變得不可靠。在這個過程中，我經歷了兩種社會秩序，我想自己成為一個健康的懷疑論者。

我還是一個樂觀的人。我一直是這樣的，這是不會受到什麼事情影響的。這種"高興的勇氣"是遺傳下來的。我相信，這也是與數學的教育有關係，因為我要能看到明確的證明。我最後得到了這樣的一個結論：當什麼人靠近我，那麼我就後退同樣的步伐，保持距離。

記者：普拉澤克先生，現在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處於危急中。您今天認為，如果是您那時候的民主德國，情況也會這樣糟糕麼？或者您能看到什麼不同？

普拉澤克：有一個極端的不同。其實許多不同，不過我只想把其中之一稱為"極端的不同"。讓人感到氣憤和失望的民主德國，是一個完全沒有前景和希望的社會組織，不能用來進行比較。

我們現在經歷的，是巨大的錯誤和混亂。我們現在談論太多的紀念日，我覺得這有些多餘。我們竟然還有一個紀念日，紀念30年前柴契爾在英國擔任首相。這樣一句話能形容我的看法：我沒看到社會，只看到個人。德語這樣說：一個人與全部的人競爭，運氣好的人能夠成功。在這條錯誤的路上，當然會有後果，比如說對市場經濟的信任，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搖擺。這在東部表現的很明顯，明顯的低迷狀況，在三十年裡有很多很多的人走上了錯誤的道路。

我們社民黨在現在也不是完全沒有錯誤的。我們要從中學習，也許這就是不同。但是我認為，在社會的內部有力量重新帶動，提供了機會去學習，不在繼續走在這條錯誤的道路上，而是調轉方向，這是民主的優勢。我們現在要重新回到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同時提高人們對於民主體制的接受程度。

作者：Jochen Spengler / 子江

責編：石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