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809 interview platzeck mauerbau

记者：普拉策克先生，当修建柏林墙的时候，您还在波茨坦读书，当时只有7岁。今天已经48年过去了，您还能想起那段日子么？

普拉泽克：是的，甚至还很清晰。我们当时住在柏林郊区，属于波茨坦城区的一部分。就在西柏林的边上。距离格利尼克桥那儿很近。那些天，就是在那一天的几周前，我还能清晰的记得， 在我父母的房子里我们不断的讨论，觉得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空气弥漫着不寻常的气氛，所有的人都能感觉到。

在我们家周围有不少房子突然空了，因为西柏林就像之前所说的那样开放了，人们可以坐短程火车去那里。很多人都消失了。包括我父亲的同事，他是一名在波茨坦工作的医生-突然就离开了。当时我不知道，但后来我的父母告诉我，他们也有过这样的计划。

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我们都感到很压抑。对孩子们来说，这样的事情也是极不寻常的。我知道我的父母每天都在担忧，他们害怕战争会重新开始。

记者：但最终还是没有逃走。您留在了民主德国，在那里长大，后来成为一名工程师。在民德时期您是否感到过压抑？

普拉泽克：没有，至少在受压抑方面没有过感受。当时我经常小心翼翼的进行对比，与之前的德国状况相比。

记者：您是指纳粹德国？

普拉泽克：是的，是这样。我有一个美好的童年和少年时光，这是我必须要说的。我进了一所非常棒的学校，我喜欢数学和物理，从七年级开始进了一所数学学校，学习条件非常好。这也令我的与父母的冲突开始增加，他们是保守派，就像前面所说的那样，我的父亲在一家天主教的医院工作，我的祖父是传教士，而我却为社会主义而感到兴奋不已。

我知道，在15，16岁的时候，我不断的与我的父母讨论，指责他们还沉溺在过去的社会模式当中，不知道哪里是真正的方向，他们忍受了我。那些年里我真的很相信这一切。

记者：是否在某个时候关系出现了分裂，或者是他们完全没有改变？

普拉泽克：我的父母不会那样做的。家庭是不可能分裂的。他们真的是非常平和。我的父亲证明了他的远见，我必须要再说一次。我的思想则发生了一、两次的转折。

第一次思考是进入人民军服兵役的时候。然后到了1976年，对我的巨大影响是比尔曼（Wolf Biermann：德国知名词曲作者）被取消了公民资格，就发生在我所信任的这个社会制度里，我的家乡，民主德国。我想，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为什么我们没有力量，为什么我们没有勇气，与另一种观念共存。

我当时是学生，认为这是非常可耻的。让我最终与我天真想法告别的，是苏联毫无原因的入侵了阿富汗，只有唯一的理由，就是展示他们的强权。在1979年末，圣诞节时分，我作出抉择，认定这里的一切必须发生改变。

记者：民主德国是否像今天的左派描述的那样，是一次合法的社会主义尝试？

普拉泽克：什么是合法的社会主义尝试？我不能准确的评估五十年代。但是我从很多当年在东德工作、生活的人的讲述中了解到，他们当中很多人确实在憧憬着，我们要建立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我们希望没有人再受到排斥，我们要与所有的人均分财富。这是当时的真正情况。

但是这种憧憬逐渐开始暗淡：一次是50年代的斯大林主义。然后是我要说的，我经历了1971年开始的昂纳克时代，也就是您刚刚提到的"合法的社会主义尝试"，真的是无稽之谈。最终的目的只是保住权力。

沃尔夫（Christa Wolf：德国知名作家）在1982年就在日记中非常好地总结了这一点，她只用了很少的词汇，体现出她的写作艺术。她写道，一切都在发霉，这就是人们当时的确切感觉。没有人有什么追求，昂纳克和他的人手里握着缰绳指挥着所有的人。没有计划，没有前景。

记者：对前东德社会统一党独裁政权历史问题进行处理的联邦基金会主席艾波曼说，这是对人类蔑视的独裁统治，他是不是说的有点过分了？

普拉泽克：你知道，这不是很容易讨论的问题。如果这是一个法治国家，人们的生命价值就得到尊重，是一个多姿多彩的、令人欣喜的、开放的社会，那么就不会有数十万人逃到了大街上，不会有那么多人离开了他们的家乡。

顺便说一下，作为这个国家不合法的一个证明是，恰恰是民主德国公民自己终结了民主德国，这一切不是没有原因的。我认为把这个问题当做20年革命的核心问题是错误的，因为，它在1989年就由民主德国的人民自己做出了回答。

记者：您在民主德国的时间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普拉泽克：我学会了，一切预计好的事情，说过的话，或者许多人相信的事情，都会变得不可靠。在这个过程中，我经历了两种社会秩序，我想自己成为一个健康的怀疑论者。

我还是一个乐观的人。我一直是这样的，这是不会受到什么事情影响的。这种"高兴的勇气"是遗传下来的。我相信，这也是与数学的教育有关系，因为我要能看到明确的证明。我最后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结论：当什么人靠近我，那么我就后退同样的步伐，保持距离。

记者：普拉泽克先生，现在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处于危急中。您今天认为，如果是您那时候的民主德国，情况也会这样糟糕么？或者您能看到什么不同？

普拉泽克：有一个极端的不同。其实许多不同，不过我只想把其中之一称为"极端的不同"。让人感到气愤和失望的民主德国，是一个完全没有前景和希望的社会组织，不能用来进行比较。

我们现在经历的，是巨大的错误和混乱。我们现在谈论太多的纪念日，我觉得这有些多余。我们竟然还有一个纪念日，纪念30年前撒切尔在英国担任首相。这样一句话能形容我的看法：我没看到社会，只看到个人。德语这样说：一个人与全部的人竞争，运气好的人能够成功。在这条错误的路上，当然会有后果，比如说对市场经济的信任，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摇摆。这在东部表现的很明显，明显的低迷状况，在三十年里有很多很多的人走上了错误的道路。

我们社民党在现在也不是完全没有错误的。我们要从中学习，也许这就是不同。但是我认为，在社会的内部有力量重新带动，提供了机会去学习，不在继续走在这条错误的道路上，而是调转方向，这是民主的优势。我们现在要重新回到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同时提高人们对于民主体制的接受程度。

作者：Jochen Spengler / 子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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