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業者：德勒斯登的埃倫‧格納（Ellen Goerner）

生活之單調

千萬別放任自流，千萬別放棄自己，看上去這似乎就是埃倫‧格納的人生座右銘。埃倫‧格納住在德勒斯登外城一棟大板樓的七層。她住的這套有三個房間，地方雖然不大，但一點兒都不亂。早餐豐盛，而且總是全家坐在一起吃，這樣有助於保持大家的齊心感、有助於抱團兒。他們這一家，和傳統的家庭組合可相差著十萬八千里呢。

埃倫‧格納有五個孩子，兩個在外自己住，身邊還有三個：兩個兒子，還是青少年，另外還有25歲的女兒烏爾麗克。烏爾麗克自己也已是為人之母，帶著上一年級的兒子毛羅住在埃倫‧格納這裡，所以他們這家是三代同堂，住在使用面積大約70平方米的小住房裡，實在不算寬敞。格納的兩個兒子在當學徒，女兒正在學護士，每天各自都有干的，只有埃倫‧格納沒有工作。

失業在家，埃倫‧格納最大的敵人是生活單調。沒事兒干也是很累人的：吸塵、洗碗、看電視、查電郵，就這些。但至今還沒人在網上向她提供過一份像樣的工作！

孩子取代不了工作

鄰近的教堂鐘聲敲響，時值中午十二點，埃倫‧格納得接外孫了。她趕緊再吸一根煙，轉眼就到了校園。

嘭！一隻橙子被扔進埃倫‧格納腳邊的一大汪水裡，接著又是一隻。埃倫‧格納的上衣被濺髒了，三樓一個窗口傳出幸災樂禍的笑聲。埃倫‧格納很生氣地說：「我們上學那會兒，這種事兒不可想像。」話音剛落，外孫毛羅就已經跑過來了，他很高興看到姥姥。

另一個孫子，小利努斯，也很喜歡到埃倫‧格納這兒。或許，54歲的埃倫‧格納應該開所幼兒園？她搖頭不干，說把自己的五個孩子拉扯大，耐性已經沒了。

民主德國—古巴—聯邦德國

埃倫‧格納是在薩克森州的茨維考出生長大的。二次大戰後，她父母流落到那裡。她的父母原來生活在捷克境內的蘇台德地區，屬於當地的德裔少數民族。1945年二戰結束後，蘇台德德國人被逐出家園，德國本土當年就接收了無數這樣的本族難民，埃倫‧格納的父母便是其中之一。

埃倫‧格納自己當年在學校成績很好，是班上第二。她本來想進大學讀書，但為此她就必須離開茨維考，當時她還不願意，因此就到一家造紙廠工作，後來又在一家大麵包廠干過。對東德時期，埃倫‧格納其實還是蠻留戀的。她說：「當時我們大家都有工作，薪水也不錯。我們不是每天都有香蕉吃，吃到的橙子是古巴出產的，那種橙子不好吃，只能榨橙汁喝。但總體來說，我們的日子並不壞。」

說到古巴，當時東德從古巴引進的不光是橙子，還有客籍工人。埃倫‧格納結識並愛上了其中一位，並在柏林牆倒塌前不久，跟他一起到了古巴。當埃倫‧格納幾年後離開古巴重返家鄉的時候，她震驚不小，因為那時已是1996年，她的故鄉——民主德國已不復存在，曾是東德工業重地的茨維考也一派荒蕪，所有企業，包括埃倫‧格納最後工作過的大麵包廠，都關閉了。

但埃倫‧格納並沒有垂頭喪氣。她接受改行培訓，學會使用計算機，干過不少工作：先是在一個聾啞人宿舍，後來在西班牙的渡假勝地、加納利群島的蘭薩羅特火山島。歐洲勞動市場統一了，埃倫‧格納又會說西班牙語，所以德國勞動局就為她付了機票，她千里迢迢飛到蘭薩羅特島走馬上任了。她在一家豪華飯店工作，一開始是當大廚，後來在前台接待處。再後來，她在一家保安公司工作，然後就是世界經濟危機，失業隨之而來。現在，埃倫‧格納又回到德勒斯登，坐在她的舊手提電腦前，查看招聘啟事。

希望不能丟

午飯：馬鈴薯泥加炸魚條。又算熬過了半天，埃倫‧格納覺得謝天謝地！趕緊再看一下信箱，可惜又沒什麼好消息。格納跑過幾家工作介紹所，還到一家保安執勤公司談過話。德勒斯登有這麼多博物館，格納很願意成為一名保安人員。

前不久，埃倫‧格納在報上看到一則招聘啟事：蒂羅爾地區一家飯店找女性前台接待員。她打去電話想應聘，對方頭一個問題就是問年齡。「我嘛，沒那麼年輕了，已經54歲了，」埃倫‧格納以她濃重的薩克森口音坦承相告說。對方禮貌地承諾會和她「保持聯繫」。這，已經有那麼一陣子了。

已經54歲了？或許更應該是：才54歲！因為埃倫‧格納絕不想放棄努力、絕不想甩手不干。「對我來說，沒有什麼比說『我是靠社會救濟過活』更感到低下了。為了擺脫這個現狀，我什麼活兒都會干的。」說這話的時候，埃倫‧格納眼中閃著淚花。

作者：Anastassia Boutsko
責編：Birgit Goert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