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西藏，達賴所剩時間不多

「自2002年派特使與北京展開談判以來，達賴這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不斷發出讓步的訊號，並不得不說服本陣營的強硬派，讓他們接受這種立場的改變。在今年3月10日紀念西藏反抗46周年之際，達賴公開承認了中國人為西藏作出的貢獻，青藏鐵路被稱為是促進西藏經濟巨大進步的一個例子。在接受「南華早報」採訪時，達賴強調他的目標絕不是將西藏從分裂出去，西藏文化也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

文章說：「自1950年中國軍隊挺進兼並西藏後，達賴的立場就一直在變化。1951年與毛澤東簽訂的『十七條協定』給予了西藏人在文化和宗教上的自由，甚至還允許西藏保留封建式的統治方式。但是，當西藏內外的『原教旨主義者』鼓動的反抗活動在1959年3月10日爆發後，達賴逃亡到印度，西藏人開始過上了極為嚴酷的受壓制生活。在文革期間，中國人破壞了文化和宗教，數以千計的藏人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安紮在印度北部達蘭薩拉的達賴流亡政府開始向聯合國尋求幫助，希望根據聯合國1961年和1965年的決議實現自治的權利。

但是，西藏的情況並沒有改變。由美國中央情報局支持的、在北尼泊爾策劃的武裝起義也以慘敗告終。中國人在西藏建立了『西藏自治區』，這一區域包括長江以西的藏族居住區。一些藏族人居住的地區，如安多被分開並劃入青海、甘肅及四川的範圍，康東被劃入四川、雲南和青海。此後的幾十年，美國與北京政府接近，西藏流亡政府逐漸被邊緣化。

鄧小平時代，達賴開始了新的政治攻勢，以贏得西方對西藏爭取自治的支持。1987年，拉薩再次發生反叛活動。1988年，達賴在斯特拉斯堡歐盟議會上發表演說介紹解決西藏問題的建議，要求在西藏實行真正自治和實行民主，而北京只負責外交事務。這些要求針對的不只是西藏行政區，而是整個藏人居住區。這對北京來說是一個公然的挑戰。之後的幾年裡，達賴得到了越來越多的國際承認，他的要求也越來越高。1992年，達賴提出了西藏全面獲得自由的要求。1995年時，達賴還稱西藏是被佔領的殖民地。但是，寫過大量西藏歷史專著的美國學者Melvyn Goldstein認為，達賴發動的這場國際運動是犯了一個戰略錯誤，導致了北京政府加強了對西藏的投資和非藏族人口進藏，達賴自己走進了死胡同。

實際上也是，西藏流亡政府現在也修正了恢復大西藏區的要求。例如，今年三月，西藏流亡政府總理桑東也在接受一家報紙的採訪時說，等西藏問題有了結果以後才去處理大西藏區問題。但是，達賴不得不兼顧自己陣營中的強硬派。達賴的駐歐盟特使克桑加贊雖然確認不追求西藏的政治獨立，但是也急切地表示，西藏的情況自1988年斯特拉斯堡建議後沒有根本改善，西藏人應該得到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下的真正自治。

但是，這樣的口頭說辭幾乎不能安撫西藏的年輕人。特別是流亡的藏族青年人－其中很多人是藏族青年大會的成員，主張對中國政府採取強硬的路線。雖然藏族青年大會知道，像巴勒斯坦人那樣的武裝起義(Intifada)只會使自己的事業在國際社會上失信，但是他們當中的積極分子主張西藏的完全獨立。該組織在紀念西藏反抗46周年之際發表聲明說，與『侵略者和邪惡的龐然大物中國』沒有談判的餘地。

儘管如此，Melvyn Goldstein認為，在作出現在的讓步之後，達賴在有生之年回到拉薩的機會增加了。不過，這還要看達賴的這些讓步是否讓北京滿意，因為北京對達賴的誠意感到懷疑。西藏自治區黨委副書記胡春華2004年年底說，只有達賴真誠地放棄了藏獨的努力，對話才能繼續下去。達賴回到西藏還會帶來的另外的問題是：達賴可能會將全中國數以百萬計的佛教徒凝聚到自己的旗下，並因此讓北京政府陷入窘境。達賴動員藏族以外的大眾的能力早已得到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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