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元倫：遲來的歐中峰會是雙方的共同利益

德國之聲: 去年12月當時任歐盟輪值主席國主席的法國總統薩科齊會見達賴喇嘛，中方決定推遲歐中峰會。現在峰會被重新安排在今年5月20號召開，這是否是中歐關係全面恢復的一個標誌呢？

裘元倫: 我想這次峰會的召開，是雙方利益有許多共同點導致的結果。本來去年年末召開的峰會被推遲舉行，主要是由於歐洲方面特別是法國方面的一些原因造成的，但不能總停留在這些事情上面。中國和歐洲無論是在經濟利益，還是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方面，或是面對國際性一系列重大問題方面，都有許多事情要做。當前峰會再次舉行，是雙方共同利益、共同需要的一種很自然的結果。

德國之聲: 您提到了中歐之間有很多共同的利益，這讓中歐峰會重新召開。但在去年薩科齊總統會見達賴喇嘛的時候，難道中歐之間的利益不如現在多嗎？

裘元倫: 利益是始終存在的，但問題是如果發生一些事件，這些事件涉及到我們中國的領土西藏的時候-如當時法國總統改採取的這種行為-這越過了中法之間政治上的紅線。中國人是不能接受歐洲人超越中歐關係底限的事件發生的。在種情況下，中國人不能不做出自己的反應。但這種反應後來得到了歐洲人一系列的回應後，中國人和歐洲人都不能停留在已經發生的事件之上，總還是要往前走的。

德國之聲: 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和歐盟在人權觀或價值觀問題上有很多和很大的分歧。那麼要縮小這種分歧，您認為主要通過哪一方的努力才能實現？

裘元倫: 對人權、價值觀，雙方肯定有很大的分歧，這是由於兩國所處的歷史發展階段的不同，政治制度不同，所面臨的現實需要不同，有許多政治經濟文化背景在這些問題的後面。我並不相信這些價值觀問題-其中也包括對人權、自由民主的理解-能夠輕而易舉地通過雙方開開會、發表兩三篇文章就能夠解決的。這需要時間。同時我們也必須承認，中國在人權問題上也有值得改進的方面，包括自由民主開放透明這些程度上，我們還有許多工作要做。

德國之聲: 眾所周知，國與國、地區與地區之間的關係在不同歷史時期都有親疏遠近的差別。您認為目前中歐之間是合作的關係更大一點還是競爭的關係更大一點？

裘元倫: 合作和競爭應當說是並存，但我認為，歐盟真正重視中國，開始於20世界90年代的上半期，也就是說1992到1995年之間。為什麼說1992年呢？1992年鄧小平在南方做了一次視察，中國的市場經濟應該說是從那時候起有大大發展的。到了1995年，歐盟開始提出一系列的對華長期政策。在這些對華長期政策方面，可以從中得出一條很明顯的線索。這個線索就是，歐洲人對中國人的判斷不斷調整。

06年我認為一定程度上是一個轉折點。歐洲人自己把同中國的關係從合作與競爭並存的這樣一個角度或大前提下轉到開始更多地注意競爭，更多地注意到中國給歐洲所帶來的一些新問題。這個轉折到現在還在繼續，也就是說，他們對中國提出的要求比過去更加大，更加多，更加深，也更加嚴格。在這種背景下，歐洲人在強調同中國人繼續合作，在探索新合作領域的同時，更注重在同中國的競爭中更好的發展關係。

德國之聲: 根據媒體報導，這次中歐峰會中少不了的一個重要議題是克服全球經濟危機金融危機。您覺得中國和歐盟各國之間在克服全球性經濟危機方面有哪些合作點呢？

裘元倫: 我覺得合作點不少，比如搞好自己的經濟，從而對整個世界經濟作出自己的貢獻。當前歐洲的經濟比較困難，中國經濟應當說雖然有些進步，但難點不少。我想第一點就是，大家做好自己國內的經濟工作，把自己的經濟做好，給整個世界經濟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第二點我想，通過這次金融危機後，大家都強調怎樣改善經濟工業的機構，怎樣推進科技創新等，在這些方面增強全世界的可持續發展能力。中歐在包括能源資源氣候等方面合作的潛力是很大的。第三點是，在改革國際金融制度、國際貨幣制度方面，歐洲人的願望很明顯，中國人也希望有所改革。究竟怎麼改，雙方的領導人需要進行深入的討論。

作者：洪沙

責編：葉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