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第4次進入安理會

紐約聯合國總部的大樓同德國的常駐代表處是毗鄰的兩座建築。德國代表出席安理會會議、聯合國全體大會和安全委員會會議，只需穿過紐約第一大街。當然，如果會見安南的話，還得在總部大樓裡乘電梯上到第38層秘書長的辦公室。

紐約同柏林之間的合作堪稱典範，科菲安南同德國外長菲舍爾之間的友誼也是盡人皆知。他們不僅私交甚好，工作中建立的良好關係更是有口皆碑。現在，安南每年都訪問一次德國，這甚至成了他的保留節目。兩年半前訪問漢諾威世博會時，安南當眾宣佈，他就像回到了家裡一樣親切。3個月之後，德國總理施羅德飛往紐約參加聯合國舉辦的千年峰會。

德國在聯合國的成熟

德國是繼美國和日本之後第3大聯合國會費的出資國。2002年，德國匯往聯合國的帳目總額為3億4000萬歐元，這其中包括支付聯合國和平使命、各類會議以及國際法庭的支出。德國自1973年以來僅作為觀望者的時代可以說一去不復返了。當年，戰勝國對德國的影響一直延伸到紐約。對此，已退休的當年德國駐聯大大使埃特爾回憶道：

「我們仍在4個戰勝國的保護之下，因為即使我們德國已經當選為聯合國的正式成員，但戰勝國的權利仍是得到優先保證的。」

直到認可德國得以實現統一大業的「二加四協定」簽署後，德國才在聯合國得到了真正的主權地位。當年德國政府在這個問題上實施的方針具有廣泛性，它沒有受到不同黨派立場的限制。

而作為聯合國成員的德國在90年代首次派遣藍盔部隊之後才向著成熟邁出了關鍵的一步。德國國內是否派遣軍隊的爭執雖然在紐約不是不留反響，有些人甚至是充滿了尊敬，但更多的人則是對德國國內就參與聯合國國際使命的討論無法理解。

長期以來，不穿制服的德國籍聯合國工作人員並不為少數。他們活躍於聯合國總部與分部，活躍於海牙國際法庭，活躍於設在波昂的幾處聯合國機構。然而，在聯合國被委以重任的德國人卻是鳳毛麟角。

秘書長以下的那層級別裡，只有德國前環境部長托普費爾擔任了聯合國的環境署署長。另一名同樣級別的是施羅德的前外交顧問施坦因納爾，他接受安南的使命負責科索沃的法制與安全。

聯合國高層裡，德國人鳳毛麟角

不可否認，德國似乎更多地將目光投向歐洲，但外長菲舍爾還是不遺餘力地強調聯合國不可替代的重要性。2000年的一次公開講話便是一個小小的例證。菲舍爾說：

「在聯合國的框架內，人們致力於戰勝貧富不均的努力，以達到民族間、地區間的平等、實現全球和平與持續發展。聯合國是實踐這一努力的唯一機構。增強聯合國的行動能力是21世紀全人類的使命。」

以上言詞也得到了行動的驗證。在巴爾干半島和阿富汗的重建和軍事作戰中，德國做出了很大貢獻。而此次以非常任理事國身份進入安理會，再一次調動了德國的積極性。德國駐聯合國機構增添了3名專家，使現有專家人員上升到15名。此外，還增補了兩名聯邦國防軍軍官。

新上任的德國駐聯合國大使普勞伊格爾同其前任一樣都曾任德國外交部國務秘書。從此可見德國政府對聯合國給予的重視。

德國何是成為常任理事？

雖然德國外交官在紐約表現不凡，成績卓著，但德國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會成員的一事卻被束之高閣，不了了之，這一點令德國外交官費解。

同當年的總理施密特一樣，施羅德總理並不急於進入安理會這一最為重要的聯合國機構。他對此的態度可以從以下言詞中略見一斑：

「未達到目標造成的郁悶與不滿同行動中的自信與從容，兩者合一，便是處理這一問題的最好方式。我想這樣總結，我們不應每天都站在賽場上朝前擁擠，我們要絕對從容不迫地對待這件事。然而，對這一政治目標我們不應抱有半點懷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