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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报导:陕西农民十分不满

2002年9月6日

新闻周刊明镜的记者到陕西采访后写道,十六大之前,人民中的气氛十分压抑,这并非旱灾或水灾造成,而是因为干部和群众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的缘故,尤其在内地,状况很糟糕。明镜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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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遥远贫瘠的地方图像来源: AP

“农民认为,许多共产党干部对他们的贫困应负有一部分责任,他们说,来自北京的救灾款项并没有到达最贫穷的农民手中,而是进了地方干部的口袋。干部们不修水渠,不盖医院和学校,而是添置高级轿车,建造豪华的办公楼,给亲友安排收入丰厚的公职。

此外,这些‘小霸王’还以苛捐杂税为手段,敲诈勒索农村居民。四十岁的农妇王梅抱怨说,‘什么都要我们付钱’。王梅与丈夫在黄河边高坡上经营一小块梯田,她说,‘干部们今天来要30元,明天来收50元,我们只能勉强糊口’。”

然后,明镜周刊谈到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六大以及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的理论。但是,对这个理论仍有争议,明镜写道:

“一股强劲的风对着江泽民迎面扑来。左派和自由派都觉得自己被出卖了。1989年天安门事件前,曾任后来被推翻的党的首脑赵紫阳的秘书、现年66岁的鲍彤批评说:‘江泽民的理论并非新时代的开始’他在一篇散文中写道,中共早已变成了‘一个富人和有权有势之人的党’,这个政权有系统地压迫大多数人民,压迫工人、失业者和农民。尽管当局严加控制,但鲍彤仍然把这篇文章发给了与他志同道合的人。

干部们在开辟新的收入来源方面变得极为无耻,他们不断发明新的税种,例如山羊吃草费、养驴税、种植苹果税、城市规划费、民兵费、拥军费、计划生育税和街道清扫费等等。

一件从未听过的事发生了:在律师、教师和记者的帮助下,专区所在地榆林附近的农民迫使法院做出降低农民一半负担的裁决。但是这次有数千农民参加的和平造反行动也付出了代价:为农民提供咨询的教师马文林被判入狱五年,罪名是‘破坏社会安定’。

上海的科学家曹景清长期来对黄河沿岸的民情进行了调查,他说,如果党继续把农民当作二等公民,将产生严重后果。他警告说,人民就象一条大河,往往很平静地流淌,但也能产生巨大的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