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博白骚乱暴露地方吏治失灵

中国官方媒体虽然承认广西博白县发生了骚乱，但只是按照以往习惯的宣传口径，含糊其辞地将事件称为“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唆使“不明真相”的群众制造的一起个别性群体事件，并轻描淡写地暗示“可能”是地方官员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时“有一些错误”。

根据海外媒体的大量报道，其中有不少还是直接采访当事人的报道，事件应该是在五月初就开始酝酿，并在上周末达到冲突高潮。在骚乱最严重的沙陂镇，愤怒的村民烧毁了地方政府的办公房，汽车和办公室被打砸。

人口超生严重，计生队野蛮“执法”

博白县属位于广西省东南的玉林市，根据网上可能检索到的以新华社和地方报纸为主的官方报道资料(包括博白县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这个县是个人口大县，有人口160万(也有的说148万)，比较有名的是手工编织品的出口，但经济上应该并不属于贫困县，但也不发达。作为比较，这个县1949年时人口只有49万，可见当地人口增长过快，导致人均耕地面积迅速缩减。

今年一月和二月，广西自治区政府先后召开了“广西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和“广西人口和计生工作会议”，区委书记刘奇葆都亲自做了“重要讲话”，官方会议报道中指出“我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仍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形势相当严峻”，并有“严格控制政策外生育”、“严格责任追究”和“狠抓奖惩政策兑现”等字眼。香港媒体报道说，在后一个会议上，超生严重的博白县政府被给予“黄牌警告”处分，促成了博白县政府官员下决心扭转局面挽回面子和仕途前程。

据香港媒体经采访当地见证人后写成的报道，博白政府派出的计划生育执法队口号是“不见人，要见物，不见物，要见屋”，就是说对超生的村民采取的是“见人抓人，见物拿物，两者得不到就推倒房屋”的野蛮突击行动。港媒报道还说，为完成超生罚款指标，执法队到银行调查超生户的存款，发现有存款即被冻结，如果三天内不交罚款，便被强充为罚款。此举造成许多人到银行挤兑，闹得博白县许多乡镇鸡犬不宁、人心惶惶。

从计划生育政策看地方政府施政能力

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自1979年开始严格执行，后来在一些农村地区放松到每户可以生两个孩子。但是经过对官方资料和骚乱发生后的各种报道的分析，博白县家庭超生两个孩子以上的现象应该是非常普遍。有当事村民对海外媒体说，计生执法队暴征横敛，甚至对80年前后出生的、现在已经成家生育的“超生人口”也老账新账一起算追加罚款，开出十几万元的罚单，足以导致当事人的倾家荡产。

这一现象表明，博白县多年来计划生育政策实际上已经流于形式，地方政府要么是对超生放任自流，要么是为了政绩采取了隐瞒不报弄虚作假的做法，导致了超生问题经过多年积累终于严重超过上级政府规定的指标。

地方政府在计划生育政策上的失灵显然不是因为政策和行动的缺失，在骚乱发生的不到一个月前，广西日报(2007年4月9日)还报道了博白县宁潭镇党委、政府组织“购买了1500斤面条和两头大猪”，“把党和政府的温暖和关怀送到计生对象的心坎上”，“使计生对象深受感动”。

也是在事件发生前的一个月，新华社记者还专门到博白县松旺镇山心村采访报道“好村官朱日祥同志的先进事迹”。报道说，“在今年春季计生摘“黄牌”打人口翻身仗期间，他(朱日祥)抱病仍连续坚持奋战了二十八个日日夜夜，最终累倒在计生工作岗位上，诱发突发心肌梗塞抢救无效以身殉职”。

这两则报道显然给人以当地计划生育工作非常得力的印象，而当地仅一个月后就因计划生育而爆发大规模骚乱，让读过报道的人大跌眼镜。了解中国政治现实的人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当地的计划生育政策多年来肯定是流于形式，走过场，在积重难返后，导致了被追究责任的地方村官靠“日夜奋战”和“突击摘牌”的“先进”行为来试图弥补。这个20年积累的人口问题靠28个日日夜夜来解决，这一数字对比本身就说明了问题。

在检索有关博白县的近期新闻时，可以看到“博白县抓经济发展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下猛药治理污染”(5月22日)、“博白重拳打击破坏森林资源行动”(5月23日)、“博白重拳打击兜售‘六合彩’码报行为”(4月28日)和“博白警方整治城区治安出重拳”(06年9月5日)等地方媒体报道。“下猛药”和屡屡“出重拳”，语言暴力的背后，多少可以看见地方官员的施政方缺少法律意识和粗暴。冻结超生村民银行存款的行为更是表明，地方施政官员素质底下，缺乏最起码的法律意识。

长久以来，中国农村基础政权一方面有严重涣散和能力缺失的问题，另一方面又有地方吏治腐败和家族化以及黑社会化的倾向。在广大的农村，村民权利缺乏法律保障和制度化表达与维护的渠道，地方政府公权力缺乏法律与媒体监督，这是导致村民与政府发生冲突的事件此起彼伏的一个制度化原因。在有效而公正的地方吏治得不到制度性保证的情况下，“和谐社会”离中国的农村还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