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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文摘:日籍男童遇袭,良知的讨论空间何在?

2024年9月29日

日籍儿童在深圳遇袭死亡事件引发了广泛的舆论关注。有评论认为,在被迅速控制的信息环境中,没有可以继续思考和讨论这些问题的可能。连反思“仇恨教育”也被屏蔽,相对贴近事实的、可以引起大众兴趣的讨论,就已经失去了发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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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民前往日本学校悼念遇害男童。
深圳市民前往日本学校悼念遇害男童。图像来源: David Kirton/REUTERS

(德国之声中文网)新加坡“端传媒”发表文章《日本男童遇害事件:无法正常地讨论仇恨,就无法正常地讨论良知》,作者岱俞山认为,日籍儿童遇袭死亡事件在深圳这个代表改革开放先行者、革新者的语境中发生,则更令熟悉这座城市性格与历史的人感到难过。不过,这也不是第一次了,广州社会的敢言性格、上海社会的开放开明,在这几年都相继遭受打击,国家与公民社会力量的悬殊对比,在疫情封锁有利扩张国家权力的时候,已经得到了极大的加强,日本人学校门前的隐密花束,只是在佐证这些改造与威慑的成效。

文章说,过去我们致力于制度的改革,是因为相信制度的变化可以激发人性的善,但这几年中国社会恰恰体现出一种难得的生命力:就算环境糟糕并可能无法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善是可以互相激发的,而且经常从所有观察家、评论家都没有意料到的地方冒出来。这种生命力也描绘出社会发展的轨迹并非线性,在大的趋势中,依然起起伏伏。

然而,作者认为,在被迅速控制的信息环境中,没有可以继续思考和讨论这些问题的可能。连反思“仇恨教育”也被屏蔽,相对贴近事实的、可以引起大众兴趣的讨论,就已经失去了发力点。累积的不明白、误解、或过犹不及,都无法被解决,也只会增加准确认识两国社会的难度。余下的言论在正常环境下是锦上添花,在被阉割的环境下却像对着棉花打拳。

中日外长纽约会晤谈及深圳日童遇刺案

“战狼外交”是一场有组织的仇恨传播

台湾“上报”发表文章《深圳日童不会是最后一个极端民族主义的受害者》,作者颜昕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成功的确使其逐步迈入现代化的国家行列。然而,根据现代化理论(Modernization Theory),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应该会推动政治开放和民主化。但现实中,中国却反而符合政权稳定理论(Regime Stability Theory)的预测:在威权体制下,迅速的经济增长只会巩固专制政权的权力,并压制民主化的力量。中国的现状似乎恰恰印证了这一理论:经济发展不仅没有带来政治自由化,反而被中共用作巩固一党专政合法性的工具。尽管中共当局将日籍儿童在深圳遇袭死亡事件归咎于凶手精神异常,试图淡化为个别事件,但实际上,这是中共长期推动仇外情绪和仇恨教育的必然结果。

作者认为,中共的“战狼外交”本质上是一场有组织的仇恨传播,旨在转移国内对经济困境的不满,制造对外敌对情绪以维护政权稳定。中共也在社会层面上加强敌情意识。从2023年修订的《反间谍法》、去年5月修订的《保守国家秘密法》到新出台的《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文件,进一步助长了对外国人和异己的敌视与排外。这一切让人想起二战前的日本与德国,极端民族主义的滋长似乎已走上不归路。中共长期的意识形态灌输,正将中国推向一个愈发排外、敌视外界的方向,未来不仅对中国内部稳定构成威胁,还可能对全球局势产生深远影响。

日外相:坚决要求中国采取进一步预防措施 保障日籍人士安全

仇恨教育让普通人无法做真实的自己

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歪脑”发表文章《日本男童深圳遇刺身亡事件:中国对⽇仇恨的具象化何以达成?》,作者王大垂认为,极端爱国⼈⼠对⽇本的仇恨已经具象化,如嗜⾎的蚊⼦那样寻找任何可以叮咬的对象,⽇本⼈学校,作为在⽇常⽣活中的能够看到的具体事物,有建筑、有门牌号码,甚⾄,还有活⽣⽣的⼈。⼀些视频博主把这些还在上学的⽇本学童称为“⼩太君”,意为“幼年的皇军”,这些⼈把对“军国主义”荒谬想象投射到了具体的⼈⾝上。这种情绪在互联⽹上的酝酿和聚集总会要爆发的。从屏幕上转移到⽣活中,从线上转移到线下,只是⼀个时间问题。

文章说,这种盛⾏的对⽇仇恨和态度,⼀旦成为⼀种不能撼动的“政治正确”的话,也会给普通的中国⼈带来极⼤的困扰以及内⼼深处的挫败感。⼀些在深圳人去南⼭区的⽇本⼈学校门⼜献花,需要佩戴口罩或墨镜,也担⼼被潜藏在附近的极端⼈⼠报复,还担⼼被相关部门拍照或者约谈。这对⼀个⼈来说,是⾮常巨⼤的伤害。因为作为⼀个⼈,不能公开表达对他⼈的爱,或者悲伤,不能做真实的⾃⼰。这种扭曲的状态存在于很多⼈的⼼间,也存在了很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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