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玩具工厂条件恶劣

王翠环不行了。那么多的加班，心理上的压力，每晚睡眠时间不足三、四个小时，而且这样地干，经济上仍然捉襟见肘。她的哥哥试图从雇主那儿借一笔钱，让她能去医院。但那位老板拒绝了。

王小姐被送到附近的一个卫生室。那里的人们建议马上送医院。但他们没有钱。她的哥哥只能决定带她回家。27岁的王小姐在公共汽车上死亡。直到很久以后，经过长期的法庭争讼，这家人家才从玩具厂主那儿得到了一笔小小的赔偿金。

这样的情景在中国玩具工业界绝非偶然的个例。香港基督教工业委员会从1993年开始访谈中国玩具厂的工人，撰写了一系列报告。

莫尼卡.黄（音）是这个非政府组织的负责人。她说：“我们的报告很重要，它们支持着欧洲和美国的消费者运动。据此，消费者团体和工会可以对工厂和商人施加压力。消费者也从而得知，圣诞节期间玩具是怎样生产的。”

读一遍香港基督教工业委员会的报告，圣诞节也变得不那么美了。一名女工说：“我们计件工作，一年比一年糟。我们得到的钱越来越少，还要自己支付住处。”“我们已经精疲力尽了。假如我们工作了一个通宵，可以休息半天。但这是不够的。”

那都是些来自中国贫穷省份的年轻女子，她们大批地来到珠江三角洲。工会在这里是禁止的，社会福利和解雇保护措施根本不存在。工作时间太长，休息时间太短已经成了惯例，圣诞节前大量的加班。尽管如此，工资大大低于法定的最低工资－每个月只有30到70欧元。由于没有足够的钱支付住房，住处往往特别的简陋。

莫尼卡.黄：“比如，最坏的情况下，她们每天工作15个小时，从早晨7点到半夜。她们很晚才能上床。还要在淋浴室前面排队。此外，安全和卫生条件有问题。比如，在生产塑料玩具的地方，化学毒气就是个问题。工人要往玩具上喷化学颜料，她们面对着一大堆不知道危害有多大的化学品。她们受不到安全和卫生教育。在有的工厂，她们甚至得不到面罩和手套。”

黄女士说，假如工人们抗议恶劣的条件，或者她们接受采访时实话实说，她们经常面临立即被解雇的结果。欧洲和美国的消费者运动虽然促成中国工厂有所改进，但那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看到了一些改进，但是在许多工厂里，条件还是不符合中国法律的规定。”

为此，德国的有关机构也打算增强压力。在世界玩具之都－德国纽伦堡，早已建立了一个叫“公平玩具”（Fair Toys）的组织，该组织得到天主教和基督教两个教会的支持。给生产者和商人寄发明信片和对中国工厂的状况发动大规模抗议，成了这个组织的日常工作。这些活动，包括在世界最重要的玩具展纽伦堡玩具博览会上，已经取得成果。

巴伐利亚教会发展机构的贝尔克曼先生高兴地说：“还记得在2002年的博览会上，玩具工业的领导人士说，‘这是没用的。你们提出的要求幼稚天真。’但现在德国玩具协会已经成了这方面的先锋。许多公司在今后几个月里要对他们的供货公司进行检查。”

今年来，若干在亚洲有生产厂或从那儿进口的德国玩具生产商已经声明，他们愿意贯彻国际玩具协会ICTI的行为准则，检查那些供货企业。准则规定了对法定劳动时间的遵守，加班费的支付和劳动与卫生保护要求。为了增加透明度，马台尔公司还在网上发表了检查结果。此外，贸易企业现在也对玩具生产者和进口商施加了压力，比如嘉士达。

“公平玩具”的发言人指出，尽管如此，不能放松抗议行动，“现在需要观察事实上发生些什么。检查只是第一步。检查能揭示存在的缺陷，接下来的问题是，有了这些信息，然后应该怎么办？运动的任务是，不断地追踪，不断地督促。我们很高兴在香港有了伙伴，他们在中国当地可以深入现场，去看看那里是否真的有所改善。”

（莫尼卡.霍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