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是否会改变中国历史?

瘟疫改变历史进程

如果从人类瘟疫史的角度来看, 东罗马帝国的衰落可说是公元6世纪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鼠疫大爆发的结果. "黑死病"如魔鬼一般, 所到之处人口剧减, 把欧洲带入中世纪的漫长黑暗.

中国也不例外, 比如明朝的兴亡几乎就是由瘟疫决定的. 朱元璋17岁时父母兄长全部死于瘟疫, 被迫出家然后加入明教. 到明末, 情形则跟元末惊人的相似. 从万历8年(1580年)到崇祯17年(1644年) 的几十年间, 鼠疫在中国特别是华北地区大面积多次爆发, 以至最后的北京城早在李自成进入之前已经成为"一座恐怖的疫城".

所以, 中国人传统的历史观往往把瘟疫流行和朝代终结联系起来, 以为天灾后面必有人祸. 用这样的历史宿命观看SARS危机当然太过简单, 但却暗合了目前政治学界的一种主流看法, 那就是, SARS危机表面上看属于一种死亡率约10%、暂时难以分离出病原体的变异流感病毒引发的烈性传染病, 但随后产生的国内社会恐慌和负面经济影响, 却暴露了中国政府的治理危机, 尤其是公共卫生部门的制度危机. 改善政府治理能力, 应该是中国中央政府在SARS危机期间以及之后最重要的工作.

从危机到治理

原因有几点: 1, 这次SARS危机暴露出的行政部门的治理能力低下, 如信息不透明、反应迟缓、责任政治缺失、中央政府内部及与地方政府的冲突等等, 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借助传统的极权手段予以弥补, 却因这种手段和市场逻辑的冲突而无法持久更加深国内外经济界对其治理能力低下的怀疑, 从而对中国已经国际化的经济体制造成永久性伤害.

2, 政府的"善治"包含两个层面: 充分有效的公共产品供给, 和长期制度供给能力, 即自我的制度创新能力. 政府治理本身就是最重要的公共产品, 适当的危机管理是一种公共产品, 有效保障国民的公共卫生也是重要的公共产品, 维持充分的信息交流和国际与国内信任更是善治的核心. 对付SARS、安定社会不仅是地方政府须负责的地方公共产品, 也是中央政府须统筹解决的全国性公共产品, 更因它的潜在国际危害又是超越传统国家主权界限的国际公共产品. 如何改造政府, 提高治理能力已经成为解决SARS危机和SARS之后的当务之急.

3, 信任、治理这些问题因为直接影响政府合法性而最终又是政治问题. 如果说在过去20年保持足够高的经济增长已经成为中国的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的几乎唯一的合法性来源, 那么, 当治理能力可能危及这一合法性基础时, 决定治理能力的治理体制或政治体治如何改善就成为其政权合法性的关键. 这大概也是胡温新政府现在拒绝"以经济为中心"的老调转而强调"抗典是当前工作的中心", 并前所未有地先后罢免了在此次SARS危机中表现不力的从卫生部长、北京市长到各地基层官员120多名的良苦用心所在吧. 否则, 不仅将导致政府的政治危机, 还有可能引发更全面的国家危机.

以毒攻毒的瘟疫政治

在这个意义上, 香港中文大学吴国光教授关于中共政权在SARS危机中所使用的"极权手段产生不了民主"的论断恐怕为时过早. 这一论断不仅忽略了极权手段运用本身以毒攻毒、在目前特定政治形势下诱发新体制的可能结果: 通过与改善治理一定程度的兼容而获得新内涵, 比如通过处分渎职官员唤醒责任政治, 为官僚体制重建基于公众利益的新坐标, 从而在通向民主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 和作为新政府威权的体现, 有效平衡政治集团和利益集团间的谈判力量对比.

这里当然存在冲突的政治集团通过交换寻求共谋的危险, 却也无法排除更积极的一种可能, 即走向以力量均势为基础的共和政治, 作为宪政的起点.

回到历史, 1918年, 人类历史危害最大的一次流感爆发, 在全球范围内造成2000万到5000万人的死亡, 在美国则有近1/4的人被感染, 至少55万人死于那次"西班牙流感". 许多流行病学家也预测这次SARS也会重复那次流感的发展, 即开始于冬季, 在夏季减弱, 然后在秋季结束.

如果没有其他天灾人祸, 病毒的毒性终会慢慢降低直到最后成为典型性的.

如果病毒过于凶猛, 历史上也有先例, 比如1665年的伦敦大火, 虽然烧掉了大半个伦敦城, 但也结束了黑死病的传播, 开始了英国随后的空前发展. 在全球化下, SARS危机所凸显的中国这个非典型性体制, 也终将内部化此次SARS危机中出现的国际和国内压力, 从危机走向治理。

作者：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