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德国诞生了基民盟

魏玛共和国时期 （1918-1933），德国党派分立，群雄相争，中心党内的天主教徒(Zentrumspartei)，基督社会人民党里的新教教徒(Der Christlich-Sozialen Volksdienst)，德意志民主党的自由派(Die Deutsche Demokratische Partei)以及德意志国家人民党里的保守派(Die Deutschnationale Volkspartei)各自为阵，相互竞争。德国市民阵营内的分裂局面为国家社会主义党即后来的纳粹党的强大提供了有利的空间。这是一次深刻的历史教训。但二战期间，人们无暇顾及重建政党事宜，直到战后，抵抗运动的勇士们才开始着手这一项历史工程。

战后，志同道合的人组织起来，成立了名目繁多的政党，它们中间有共和民主联盟(Die Republikanisch-Demokratische Union)，基督教人民党(Die Christliche Volkspartei)，基督民主建设党(Die Christlich-Demokratische Aufbaupartei)和基督社会人民党(Die Christlich-Soziale Volkspartei)。

很快，柏林和科隆成为德国基督教政党的两个中心。在柏林，雅可布.凯瑟尔(Jakob Kaiser)堪称灵魂人物，他来自基督教工会运动，曾活跃于魏玛共和国时代的政坛。

莱茵地区曾是中心党政治家活动的主要地盘。战后，这些人同新教政治积极分子联合起来，致力于创办一个超越宗教派别的新型政党。建党初期，阿登纳还不是核心人物。不过，基督教民主联盟莱茵地区成立大会还是将阿登纳选入了理事会。阿登纳曾担任科隆市市长，纳粹时期下台，战后美国人又将其推举为科隆市市长，但英国人接管之后，阿登纳再度离任。

基民盟在各地的基础组织纷纷成立，政党的雏形初见端倪时，阿登纳放弃了起初的沉默。在战后初期的演讲中，他着力勾画人们盼望已久的在法制框架下的有序生活，他说：

“虽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德国以及德意志民族尚未获得自由，还不能同其他民族平等相处，在此，最沉痛的莫过于我们的民族被分割成两部分。 然而，我们却又重新获得了保护私人的权利。纳粹统治下没有这份权利，苏占区那里也没有这份权利，现在，我们得到的这份权利再也没有人可以通过秘密警察等机构将之夺走。法律保护是一种财富，是对个人自由的保护，很长一段时间来，它已远离了我们，正是这样，现在它才显得尤为珍贵。虽然我们的一切还并非十全十美，但我们有足够的理由为此而感到幸福。”

纳粹统治，惨败的战争，众多的死亡，经历过这一切之后，人们尤其需要心灵上的慰藉，而以和解为核心的基督教思想顺其自然地进入政治殿堂。“以耶稣的爱重整我们的生活”是基民盟的基本思想，没有哪一个政党将这一思想发扬得如此光大。这一思想也体现在1945年科隆党代会提出得政治主张里：“社会公正与社会关爱将贯穿一个崭新的大众联盟。”

苏占区里，基民盟诞生得最为迅速。二战刚刚结束两个月，同其他政党一道，成立基民盟得到了苏联军管政府的批准。他们在柏林建起一个中心处，声明要接管其他占领区的基民盟分部。起初，苏联军管政府支持基民盟的创办活动，因为他们希望通过东战区的基民盟向西战区施加影响。

柏林基督教民主人士的代言人凯瑟尔曾这样表述了德国人对和平的向往：

“开启德意志民族心灵的钥匙是对这个民族自由的尊重，是对其真正统一的尊重，是对其独立意志的尊重。”“我们认为，俄罗斯有能力赢得这把钥匙。我们认为，俄罗斯不会对传遍德国和世界的自由与和平呼声充耳不闻。”

然而，冷战渐起，东西部德国的距离越拉越大。随着时局的发展，柏林基民盟的影响日益减退。相反，西部阿登纳的地位越来越引起人们的瞩目。英战区的基民盟人士开始时还恋恋不忘社会主义理念，是阿登纳与同僚一道，斩断这层思维，开启了德国的市场经济轨道。1949年，因这一思想的成功实践，阿登纳当选战后德国的首任总理。在他的第一份政府声明里，阿登纳指明了建设全新德国的理念里最重要的部分：

“国家本来就掌握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国家如再取得经济命脉，它的权力比之前便更为不可一世。恰恰是国家不可一世的权力，迎合了纳粹狂妄、荒谬与践踏人性的本质。我公开地表示，国家的权力越小越好，越小，公民的作用就越大。”

人们对这一新创政党的信任没有白费。战后56年的历史中，基民盟党籍的总理占去36年。这36年，为联邦德国的政策制定了明确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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