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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刀郎:音乐奇迹之密码

吕恒君
2024年9月29日

在中国官方想尽办法刺激消费却收效式微的“通缩”时代,歌手刀郎却创下乐坛奇迹:其各地巡回演唱会门票不仅瞬间告罄,甚至远在美日澳等地的海外华人亦不远万里进行奔赴。其中之密码,究竟蕴于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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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郎资料照片
刀郎资料照片图像来源: Photoshot/Picture alliance

(德国之声中文网)歌手刀郎之前的三小时线上直播完全免费、几近慈善性质,这令不少囊中羞涩、自认无力承担音乐券的普通民众含泪打出“谢谢你”。然而,其线下巡回音乐会却依然如此火爆,并吸引万千民众挥泪高歌;其中之密码,究竟蕴于何处?

 “庙堂”神话与《山歌寥哉》

当草根出身的歌手刀郎当年以冲上榜首的专辑销量初创奇迹,却被充满垄断意识的中国大陆歌坛集体抵制:其不仅被公开羞辱为“不具备审美观点”、“没有文化”,连同欣赏其音乐的听众也被一并污蔑为“农民”。显然,在享有无穷资源之歌坛“精英”眼中,“农民”不过为庶民社会之“低贱”人群;倘若世间存在“神话”,那必由他们亲手缔造。

然而,沉寂多年、放逐于江湖的刀郎却强势回归,并带来新专辑《山歌寥哉》。诚如其在音乐会开场所言:“真实的民间性情,会化为每个时代的山歌”;然而,这个时代的山歌却又何其“寂寥”,因为:在一个长期官本位传统的社会构建之中,权名勾结、权钱结合乃为常态;这亦仿佛一个扑朔迷离之《聊斋》世界:时欲黑白颠倒、美丑难辨。

在中国歌坛被边缘化的刀郎
在中国歌坛被边缘化的刀郎图像来源: Photoshot/Picture alliance

但是,无论何种社会,具备社会凝聚功能之“神话”,其实均无法由精英阶层独造完成。刀郎之新专辑在主题与内容方面,以鲜明的市民伦理与古典美学的典故诗意一举模糊了知识精英与市民阶层之界限;而在编曲及乐器方面,则广纳散落于田野四方的民间曲调,并信手拈来板胡、唢呐、古琴、箫笛等林林总总民间乐器。

此种源自浩瀚江湖之坦荡气质,不仅极为丰富地拓展了公众视听的公共空间,亦将普世人类之悲欢离合以地域性、多样化之表达深击人心。且尤为难得的是,其制作过程并未过度依赖资本的运作及华丽的包装。此种种灵魂震撼,恰如美国东亚学学者罗福林(Charles A. Laughlin)在其评论文章(”The eclectic, anti-mainstream, surprisingly popular music of  Dao Lang“)所言:刀郎的音乐“涵盖了多种传统与边缘文化”,“令当代流行音乐王者们狭隘的文化想象力无地自容”。

民本主义与社会关怀

在深具讽刺性的《罗刹海市》结尾,刀郎借助欧洲哲学家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之精华,对那些无法明辨、却又超越语言界限之“精英”进行了绝妙反讽。但其并未止步于此,而是冷静地洞察到此种浅薄乃是“人类根本的问题”,从而转身带来广阔民间的众声喧嚣。

墙外文摘:刀郎的“罗刹海市”,中国的是非颠倒

而在其新辑之中言说的,有山魈野狐,有痴情儿女,有生死缅怀,亦有遭受生活打击、伤痕累累之游子面对故乡之愧疚酸楚。其细致体贴地给与牛马半生或命途多舛的普罗大众以尽情倾诉之机,从而使得人间疾苦声声入耳、幽微心语不至漠视。由此意义,刀郎不啻为国民音乐之一代宗师,亦为日常生活之大悲悯者。

于笔者看来,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女性主义题材《镜听》:在跨越时间空间、生者亡魂的细节性情感叙事之中,其糅中国民间习俗(“镜听”)、诗歌传统(《九歌》)、古典美学意象于一体(渡鸦),并借助唢呐、竹笛等民乐元素,淋漓尽致地揭示出战争杀戮、宏大叙事之于人性的无情摧残。其全然的女性视角,不仅远超蒲松龄同名原作之立意,亦超越因反战民权歌曲等而荣获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的鲍勃·迪伦(Bob Dylan)。 

鲍勃·迪伦(Bob Dylan)荣获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
鲍勃·迪伦(Bob Dylan)荣获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图像来源: Everett Collection/IMAGO

于此角度,亦不难理解,为什么困顿的大时代背景之下,捂紧荷包的芸芸众生却反而甘为刀郎音乐心甘情愿地进行消费,甚至于现场情不自禁地痛哭失声——毕竟,当时代的车轮越为迅猛,而未来却越发难以期待,负重而行的芸芸众生,不得不更加紧握或依恋手中的生活,并将其作为人生最后的修罗场。

《川江号子》与《Glück auf》

然而,正因歌手刀郎亦默默走过那些孤独哀愁、忧虑恐惧,其亦在“山歌响起的地方”为平凡世界的“大大小小们”鼓号加油。在其首场巡回演唱会上,一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川江号子》荡气回肠,予天下负重之人以无穷力量——即使当年供职于美国战略情报局的汉学家费正清(John Fairbank)断言陪都重庆“并不适合人类居住”(1942),川江纤夫们却仍日日奋力向前;他们的号子,鼓舞了艰苦时日中的生死存亡。

这亦令人想起:2018年圣诞前夕,当德国因工业时代之变换而最终结束200年以来的工业硬煤开采,在历史性的伤感时分,眼含热泪的井下矿工们与家人、市民、工业主、以及在场的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等,亦一同唱响当地的传统民谣《升井之歌》(《Glück auf》)。而在普罗大众倍感艰辛的2023年,此首矿工传统民曲亦走出北莱茵州,被列为德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由此可见,刀郎音乐序曲的“九州山歌何寥哉,一呼九野声慷慨。犹记世人多悲苦,清早出门暮不归”,从某种意义而言,亦绝非一群一族所独有。而其体现出的悲天悯人之普世性,乃正是创造其音乐奇迹之密码。此种纯粹与真挚远胜任何充满宣传色彩的“中国故事”及其充斥巨资的文化输出,因为:倾听刀郎,就静静地聆听到了普世人类的喜怒哀乐,并观照平凡世人于各种迷乱尘世如何再次发现自己,并真实地继续托付起生命之重。
 

吕恒君(Dr. Hangkun Strian),华裔德籍汉学家,在柏林洪堡大学亚非研究所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及兴趣领域为文学史、电影、国际关系、基督宗教本土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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