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一，香港人都慨叹，多快速的撤回速度啊！如果当日林郑也可以有这份魄力，即日撤回逃犯修例，便没有后来的种种了。
当然，尹锡悦光速撤回，并非他“大发慈悲聆听意见”，而是制度逼使他不能不撤回。韩国法律有规定，国会有权推翻总统的戒严令，这是制度規范逼使总统就范。香港嘛，好像没有这种“立法会议员逼特首撤回”的权利，如果有，便是“顛復政权”了。
二，原来议会被反对派占领，的确可以闹出很大动静。尹锡悦发动快闪戒严，其实是因为国会“朝小野大”，在野党完全占据了过半数议席的能量，左右大局、指点江山，削减预算案、否定总统人事编制、弹劾不信任检察官等等，都是尹锡悦觉得无法动弹、唯有孤注一掷的政治原因。
香港人恍然大悟，为何特区政府要把47人案置诸死地，为何北京如此恐惧戴耀廷的35+计划，原来一旦立法会过了半数由在野党把持，是可以搞出如此大的能量！
看来，还是北京眼光比较独到，知道这种民主选举结果非同小可，早就采取“戒严”手段取消选举、拘捕异见份子，把这种动乱可能消灭于及时。韩国戒严于后，香港戒严于前，你看看成果是否完全不同？专制政权优势，遥遥领先。
三，民主制度未必做到好事，但可以防止做坏事。韩国儿嬉政变发生，不少吃花生看热闹之人都会取笑“这是西方民主的胡闹，票选出来的总统也像个疯子，票选出来的议员也不做正经事，只懂削财政预算”。
对，这些批评都是有道理的，民选出来的政治人物，的确不能保证就会带来好事，不能保证会为市民带来善政；但很重要的一点，民主政体可以阻止坏事发生。
譬如今次的戒严，总统单方面宣布戒严军管，如果按照戒严令的内容，则游行、集会结社、自由媒体出版都会全部受管制，这对人民而言，绝对是坏事。
但为何这次没有发生呢？因为韩国是民主政体，他们在经历了漫长的军管戒严独裁年代后，痛定思痛，1987年修宪，规定戒严期间不得“解散国会”，国会议员也享有不被拘捕的权利，这才能保证国会可以行使推翻总统戒严命令的权利。
而媒体也要有自由报道的权利，实时把戒严的资讯传出，然后公民自行判断利弊好坏，再行使上街游行的权利，及时作出反应，包围国会，抗议戒严。
这些环节都是一个民主政体才能培养出来的制衡要素，于是才能制止坏事发生。你看看1989年的北京天安门学运，李鹏宣布戒严，因为没有一个民主政体，没有制衡机制，于是坏事发生，血流成河。这就是民主和独裁的最大分野。
四，台湾社会要戒之慎之应对异见声音。
尹锡悦把在野反对党形容为“亲朝鲜势力”，因为李在明一直希望和朝鲜保持沟通对话。韩国舆论都认为，尹锡悦不应该把反对自己的声音都视为犯罪份子看待，更遑论要用戒严军管方式应对。
无独有偶，台湾的民进党团在韩国戒严发生之初，也曾在社群平台贴文，提到台湾的国会被“暗黑恶势力侵蚀”，引来民进党是否也挺戒严的质疑。
过去台湾政坛有这种看法，就是认定了国民党和民众党都是共产党的大外宣，也对许多批评执政党的声音都定性为“认知作战”。这种政治上的理解如果拿捏不好、平衡不慎，就可能演变成尹锡悦这种“走火入魔”的思维，会动用战时状态战时手段去处理这些政治上的声音。毕竟台湾也走过白色恐怖的戒严时代，谁也不想“一夜回到解严前”。
五，证明韩国多套影视作品都以光州事件做题材，是很有远见，因为要时刻牢记历史，才不会重覆历史。
曾志豪是香港媒体人，曾任职香港电台，担任时事讽刺节目《头条新闻》主持人。目前旅居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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