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国经济转型尚未成功

德国之声：纵观对中共二十大的报道和中国领导人的官方表态，有关中国政府未来的经济政策，您读出了哪些信息？

费多丽：我的感觉是，这次会议上的表述基本上是延续过去5年所走的方向，提到的追求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完善市场监管、强调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意义，这些都不是新的话题。这些表述同时也都很模糊，很难看出细节上有什么变化。总之强调持续性，要求做的更好。当然也可以理解为这些年来还没有实现目标。

德国之声：眼下对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国内国外都有不少意见和不满，包括对严格的防疫清零政策。

费多丽：现在中国经济状况--即便是跟自己过去20年的记录相比，也相当糟糕。增长放慢，在清零政策之下，私营经济、服务业、旅游业受冲击，反复的封控让很多小企业无法度过难关。防疫政策如果不改变，上述领域的情况难有改观。尽管出口经济表现还不错，但消费、内需和进口不足，也是经济疲弱的表现。

德国之声：人们是否有理由推测政策可能会有一些修正？

费多丽：目前有着互相矛盾的信号。从党代会上和人民日报的表述看，无法得出清零政策松动的期待。习近平的这一政策同时成了他个人正确性的象征，让中国政府走进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但我们同时也从非官方渠道了解到，有不少人希望，即便不是二十大之后，至少明年春季的两会后会有松动，人们已经在为此做准备。

德国之声：中国在过去数年实行的一些政府推动重点产业的政策被认为相当成功，并具有远见性，在全球范围受到关注。您如何评价？

费多丽：中国过去数年的工业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中国在不少领域变得具有竞争力，包括在一些科技领域。中国希望在更多领域获得技术上的领先地位，迄今的发展其实并未达到政府的期待。

电动车和太阳能产业是两个典型的例子，这被奉为中国工业政策成功的范例。中国确实生产出了最多的电动汽车，但并不是技术上的领先者；光伏行业的发展也颇有争议，有人认为投入了太高昂的政府资助。中国现在更有竞争力，一方面有国家产业政策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私营企业有力发展的结果。

习近平任内的经济政策明确强调, 不再一味追求增长，而是要追求高质量的发展，其背后的一个考量是，愿意舍弃一定程度的增长率，来换取更好的政策效益、保持党的权力地位。

德国之声：习近平将在二十大上再度连任。在他的下一届任期，中国经济面对的主要的问题和挑战有哪些？

费多丽：有几个长期以来就存在的问题。一个是中国政府明确要改变的状况：告别劳动密集型、基建投资密集型的增长模式，转向以创新和内需消费为基础的发展模式。这是中国政府过去10年一直提出的目标，但不得不承认迄今成果有限。

二是，鉴于目前依赖基础建设投资的发展模式，遇到危机情况，国家经常需要通过投资来保持景气增长，例如在金融危机时期推出大规模刺激经济措施。这导致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债务高企。习近平政府也试图应对这个问题，通过提高财务透明度和控制举债，但眼下经济再遇疲软，有迹象显示不会再坚持严格的财政路线，可能再度陷入负债、投资、更多负债的非良性循环，要摆脱这种"兴奋剂"般的依赖机制相当困难。

三是防疫政策。除了少数生产与防疫有关产品，如口罩、防护服、检测试剂等的厂商从中获益，多数经济行业都受到了打击，加上其他一些政策，包括市场监管方面的举措，造成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对投资来说，不确定性总是糟糕的。我们不知道的是，如果政府最终决定改变目前的政策，经济--消费和投资是否出现反弹的效应。一种可能是，人们对经济机制的信心受到根本的动摇，不出现反弹。但也可能政府找到一条不再抱守清零、又给民众提供一定保护--比如通过推动新的疫苗接种方案的防疫途径后，经济得以复苏。

当然，这么说有很多条件和假设，我认为中国经济有可能重获发展动力，不过外国投资者会变得更谨慎，更多疑虑，我们不会再看到以前那种趋之若鹜到中国投资的热潮。

德国之声：另一个不确定因素是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地缘政治矛盾和紧张关系。这一风险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有多大？

费多丽：我想，最近台湾海峡的局势引起的国际关注，加上乌克兰战争的背景，会让不少跨国公司的高层意识到供应链安全问题和对单一市场依赖性的风险，由此发生思路的转变。不过我认为，不会出现外企短期内大量撤离中国的情况。对很多企业来说，放弃中国市场不是一个选项。它们当然会更多分散业务，或许不在中国追加投资，但现有的投资会继续经营。中国市场依然具有吸引力，但以前的那种高涨的热情在很多行业已经看不到了。因为企业有了经验教训，不论是因为防疫政策还是地缘政治的影响，企业会进行新的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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