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0307 Interview Kubin

顧彬教授向來以直言不諱聞名，在過去的數年中，他對中國當代文學作品的抨擊也引起了輿論的強烈反響，至今仍未平息。

德國之聲：您為什麼要用體裁劃分的方式，來編寫這部中國文學史？

顧彬教授：中國文學非常豐富，中國歷史非常非常長，如果不分體裁的話，那我怕我們對中國的詩歌、散文和小說不一定能夠進行全面的介紹，也不能說明白為什麼那些代表作品有那麼偉大。所以我也是效仿那些日耳曼文學家，他們過去寫德國文學史的時候，都是集中在一個體裁之上，比方說德國詩歌史，德國小說史，等等。

德國之聲：那這幾個體裁中您個人最喜歡什麼呢？

顧彬教授：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歡中國的詩歌和散文，因為我自己也寫詩歌和散文，我覺得中國的詩歌和散文是非常了不起的，屬於世界文學。

德國之聲：您覺得評價一個文學作品好或是不好，應該有什麼標準呢？

顧彬教授：第一我從語言來看，第二是形式，第三是內容。如果一個作家老用別人用過的語言，如果創作形式沒有新意，如果他的思想都是老一套的話，那這麼一個作家只能讓我感到非常無聊。所以一個作家應該有自己的語言、自己的創作形式和自己的世界觀。

德國之聲：您曾經提到，中國自從1949年之後，基本上沒有多少優秀作品，您覺得原因是什麼呢？

顧彬教授：我沒有說過49年以後沒有優秀作品，比方說58年發表的老舍的《茶館》，老舍六十年代最後寫的一部作品，雖然沒有寫完，但也是一部了不起的小說。另外，我還非常喜歡王蒙五十年代寫的小說，從今天來看還是值得讀。另外，80年代中國無論是詩歌還是短篇、中篇小說，有一些代表作今天也是可以再看一看的。其中一些我們也可以歸入世界文學。中國當代文學的問題是到了92年才慢慢開始。因為89年前後，中國作家自己背叛了文學，他們為了賺錢而下海之後，放棄了創作。這也是為什麼不光是我，好多德國漢學家都對中國當代作家抱有很大懷疑的原因。

德國之聲：您剛才也說到，比如說老舍的作品，還有中國的古典文學作品，都可以算作是世界文學，那麼歸入世界文學的標準是什麼呢？

顧彬教授：我的標準很簡單，還是語言、形式、思想。我的標準是中國49年以前的優秀作品，比如魯迅；我的標準是德國45年以前的文學作品；此外，顧城、北島、翟永明等詩人，80年代的一些小說家，也是不錯的，也可以看成一種標準。

德國之聲：您曾經批評過中國最近幾年的一些文學作品，比如《狼圖騰》，還有一些類似棉棉、衛惠這樣的"美女作家"，但是他們的作品今年在法蘭克福書展之際，也先後翻譯成德語，在德國出版。您覺得這些作品儘管您評價不高，但仍然有推薦給德國讀者的必要和意義嗎？

顧彬教授：我應該從客觀的角度來回答你的問題。我是主張精英的，但要所有讀者都認同我是不可能的，很可能大部分讀者都覺得我有問題。 德國大部分讀者都想讀通俗文學，對他們來說，莫言、余華、蘇童、棉棉、姜戎他們都代表中國通俗文學。如果讀者不想看語言作品非常高的作品，我也可以理解，我不反對他們看棉棉、姜戎，但是我自己一輩子都不會看他們的作品。

德國之聲：您剛才也提到，您原本很不喜歡冰心的作品，但是過了很多年之後再讀的時候，卻又發現她的東西還是有可取之處的。那麼有沒有可能您再過多年之後，回頭看現在的一些中國文學作品時，也會有不同的評價呢？

顧彬教授：我覺得不大可能。因為中國當代的一些作家，特別是小說家，他們的語言水準都太低了。當時我看冰心的作品是看內容，但是當前的一些中國作家我都是看他們的語言和思路。他們沒有什麼思想，語言水準也太低了。另外他們寫作都是匆匆忙忙，莫言的《生死疲勞》是40多天之內寫完的，另外一部作品是90天寫完的，一個德國作家一年才能寫出100頁來，莫言能在兩三個月之內寫800頁出來，從德國的角度看，他很有問題。

德國之聲：您說自己有一種向德國介紹中國文學的責任感，是不是不管好的不好的您都要介紹給德國？

顧彬教授：不論我對某一個作家重視與否，作為一個歷史學家我都應該介紹。所以在我的《中國20世紀文學史》中，也包括一些我非常討厭的作家和作品。

德國之聲：讓我們再來談談今年的法蘭克福書展，因為中國是今年的主賓國，但是書展還沒開幕，中國就已經受到了強烈的批評，比如說，這次書展期間翻譯出版的書、包括前來參加書展的作家，都是中國官方挑選的，而您個人比較欣賞的北島，就不在被邀請之列，您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顧彬教授：我們也應該冷靜地談一談這個問題。為什麼呢，北島現在是美國人，所以他還能夠代表中國大陸去嗎？可能會，也可能不會。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呢，聽說這次莫言、余華他們也來，但是我們不能說他們完全代表中國政府，還是中國共產黨，或是中國整個國家，他們也有自己個人的立場。所以也有人說，莫言會通過他的小說批評中國的現狀，如果他的批評有道理的話，中國還是邀請他來參加法蘭克福書展。從他們的角度來看，是勇敢的，是不錯的。所以我們不應該再用非白即黑的看法來談中國和德國的情況。

德國之聲：您以前說過，中國的作家中缺乏敢於說話的人，劉曉波其實就是一個敢說話的人，但是他不久前剛剛被中國當局正式逮捕了。中國也因此受到了國際社會的批評，您怎麼看？

顧彬教授：不應該逮捕他，這是個錯誤。他對中國的批評從我們德國人來看，還算不上什麼批判。原本中國應該接受這些批評的，但是我估計有一些人還是覺得中國目前非常弱，好像把劉曉波看成一個強者。這說明中國內部有一個很大的問題：中國給我們一種感覺，就是中國的領導層覺得自己太弱，不夠自信。一個劉曉波是不可能改變中國的。

德國之聲：您曾經說過，政治應該和文學分開，但是從劉曉波的例子上，我們可以看出，政治和文學是很難分開的。

顧彬教授：政治和文學這兩個方面是非常非常複雜的。從49年以後，中國作家越來越忽視語言的重要性，而把他們的作品變成政治的工具，這就背叛了文學。一個作家的首要任務是為語言而服務，如果他為語言服務之後還有力氣關心政治的話，我不反對。

德國之聲：最後還想問問您下一步在學術上有什麼打算。

顧彬教授：我應該先收拾收拾我家、我的圖書館，思考將來做什麼。因為我大概還能活個三、四十年，那這三、四十年之內我還能寫不少書，我可能將來會寫一本關於李白的書，因為西方目前還沒有；也可能會寫一本關於蘇東坡的書，德國也沒有。

採訪記者：雨涵

責編：樂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