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平觀察：踏入歷史，修復過往
2021年2月2日
（德國之聲中文網）「作為對於文革期間語言簡單枯燥的反叛，朦朧詩以意向豐富的語言表達，開啟了以文學質疑政治的新時代。詩歌發展到八十年代中期，全中國流派眾多，『非非主義』、『他們』派、『撒嬌』派……他們的一個共同特點是，試圖從語言本體上進行表達的革命。」
這段話摘自我在2014年的一場演講。我相信很多中國作家，包括我描述的當事人，都不願意認同我的這個說法。他們會說，「文革」之後繁盛一時的文學成就，是文學遠離政治的結果。
美國青年桂冠詩人阿曼達•戈爾曼（Amanda Gorman）在拜登總統就職典禮上的詩歌朗誦，讓我再次想起來在中國曾經被反復爭論的話題：文學與政治的關係。
作為這場就職典禮上的一大亮點，戈爾曼的表演也成為中國媒體的重頭報導。她朗誦的詩《我們攀登的山》（The Hill We Climb）被多人翻譯。她當天的衣著和首飾的品牌也被人津津樂道。但是，幾乎沒有人討論她詩歌的內容，更沒有論及她的政治主張。這也正是文學在當下中國的政治處境：僅供裝飾。
兩種詭辯話術
一定要談論的話，大概會有兩種論調容易傳播。第一種，是莫言2009年在法蘭克福書展演講中的觀點。他說，傳說中歌德和貝多芬在路上並肩行走，對面來了國王的儀仗。貝多芬昂首挺胸走過去，歌德則退到路邊，摘下帽子恭敬肅立。莫言認為，像貝多芬那樣傲視權力並不困難，像歌德那樣屈從權貴反而需要巨大的勇氣。
莫言大概會認為，戈爾曼在總統就職典禮朗誦詩歌，跟自己手抄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片段一樣，都是忍辱負重，尊重世俗。
第二種論調，要由胡錫進來說：不同國家的作家都可以歌頌各自的領袖，讚揚各自的政治制度。相比之下，美國作家比中國作家更加落落大方。
這種抽空內容、只談形式的詭辯術，胡錫進用得十分嫻熟，但是並非他的原創。大約二十年前，清華大學知名媒體教授李希光就很「學術」地用調查數據證明：對於自己國家的政治制度，美國記者更多肯定，而中國記者更多批評；對於自己國家的領導人，美國記者更多尊敬，中國記者更多嘲諷……總之，美國記者愛國，中國記者要反思。整個調查報告中不會說穿的事實是：美國記者更喜歡民主制度，中國記者也更喜歡民主制度。
藝術皆是政治
年輕的詩人戈爾曼也是一位社會活動家。她的作品和社會活動聚焦於女權主義、種族平等、邊緣人群和非裔移民的權利等問題。
她對媒體說，跟以往一樣，這次登台朗誦詩歌之前，她要反復默念三句話「咒語」：「我是那些黑人作家的女兒。他們是自由戰士的後裔， 他們打破枷鎖，改變了世界。他們在召喚我。」
在同樣說到這個「咒語」的一次TED演講中，她說，藝術皆是政治（All art is political）。「詩人們都有一個巨大潛能， 能將個人信仰和群眾、人口、政體和政治運動的 變化因素聯繫起來。」
這些話大概會讓很多中國作家回想起「文革」的噩夢。他們認為，文藝為政治服務的結果，是沒有了文藝。但是，作家和藝術家們沒有想過的是，當時其實也沒有了政治——只有專制者對權力的玩弄。因此，他們選擇了文學遠離政治，而不是文學拯救政治。
如此反思「文革」，本身就來自「文革」之後新的權力操控。其中最成功的「傑作」，就是1981年在鄧小平主導下制定《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定"主導之下的"反思"，不僅迴避了"文革"的真正原因，而且對反思進行了錯誤的引導，把結果當作原因。其中包括個人崇拜、政治運動、紅衛兵、大字報、上綱上線，也包括政治干預文學。
不幸的是，這個決議得到了包括麥克法誇爾（Roderick MacFarquhar）在內的西方權威學者的認同。在中國社會，它一直得到普通的肯定。
回到《我們攀登的山》。人們更多看到戈爾曼在詩中呼籲美國人團結，「見證一個國家，它沒有破碎，只是尚未完成」。我認為更重要的是她給出的完成的方式，也就是「成為美國人不僅意味著我們傳承了自豪，更意味著我們踏入歷史，如何去修復過往」（It』s because being American is more than a pride we inherit. It』s the past we step into and how we repair it.）
這不僅是對美國人的提醒，也值得中國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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