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平觀察：「焚書坑儒」的日常生活化
2019年12月11日
（德國之聲中文網）今年7月，有幾位中國朋友來訪。下了火車，我就帶他們去了所居住城市的中心圖書館，作為參觀的第一站。我以自己的經驗和瞭解，向他們介紹了德國人對書籍和閱讀的重視。幾天以後，我們來到柏林倍倍兒廣場（Bebelplatz）。在那裡，地面有一塊不起眼的玻璃。透過玻璃，可以看見一個地下圖書館，書架上空空蕩蕩。
這是1933年納粹焚書事件的一個警示紀念。在介紹事件的銘牌旁邊，另外單獨放置了一塊銘牌，刻著詩人、記者海涅（Heinrich Heine）的名句：
這只是序幕。燒書的地方，到頭來也燒人。（Das war ein Vorspiel nur, dort wo man Bücher verbrennt, verbrennt man am Ende auch Menschen.）
仍在燒書，仍在"燒人"
海涅寫下這句話的時間是1820年，當時他還不知道10年以後自己將會因為批評普魯士政府而流亡法國，終老巴黎；也不知道100年以後德國納粹分子會在焚書之後，在屠殺猶太人的集中營裡建立起毒氣室和焚屍爐。
海涅更不知道，在他這句話被再次發現，成為驚人預言而傳遍世界之後，在納粹政權被消滅20年之後，在中國，焚書更加瘋狂。再也不需要任何儀式，也不限於異議作品或被壓迫族群作品，除了所謂"領袖著作"和魯迅作品等少數書籍外，連《紅岩》、《紅旗譜》、《紅旗飄飄》等"革命文學"和《十萬個為什麼》等科普作品，都一概未能倖免。僅僅北京紅衛兵在東單體育場舉行一場焚書活動，就燃燒了八天八夜。
在這場被稱為"文革"的政治災難中，被斗死、打死、槍斃、關押死、勞改死和自殺的人數以百萬計--跟納粹屠殺在德國被深刻反思不同的是，中國至今仍被製造包括這場浩劫在內的無數政治災難在內的政黨統治，不允許進行徹底的清理和反思。
更為嚴重也並不意外的是，人類已經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中國仍然在焚燒圖書，仍在建立大規模拘押營。
日常生活化的焚書場景
近日，一張在圖書館門口焚書的照片在網路上引發不安。它來自中國官方媒體作為"正面報導"的一則消息：甘肅鎮原縣圖書館組織對"含有傾向性"的書籍進行全面清查下架和銷毀。本次活動由鎮原縣文旅局分管領導親自到場督查，共清理出"涉傾向性"書籍65冊，並於10月22日組織人員集中當場銷毀。
跟秦始皇的"焚書坑儒"相比，跟倍倍兒廣場發生的焚書儀式相比，跟"文革"中消滅"破四舊"相比，這張照片上兩名圖書館工作人員表情平靜、慢條斯理地燒著一小堆書，場面小得不值一提。但是，正是焚書這一具有沉痛的歷史寓意行為和安靜閒適的日常生活化場景疊加，描繪了中國從未停止思想審查、言論管制和鎮壓異議人士的政治現實，讓人們感到不寒而慄。
輿論發酵之後，鎮原縣政府緊急發表通告，稱要追責當事人，但並不認為焚書有錯，而是"個別工作人員未按照相關規定進行封存和集中銷毀"。比那張照片透露的訊息更多，通告正面承認中國一直在"封存和集中銷毀"圖書。
"個別工作人員未按照相關規定"操作是中國官方應對醜聞的慣常說辭，有時看上去也真的如此。那麼這些現象和政權意識形態的關係怎樣呢？
我上一次去到倍倍兒廣場，是和一批來自中國的學者、作家和媒體人一道。其中包括知名作家、媒體學者錢鋼。錢鋼2018年在德國訪學時，對納粹這段歷史再次鉤沉，寫成《納粹焚書》一文。文中說："我和朱易女士在柏林採訪了德國現代文學史專家，《焚書之書》作者福爾克爾‧魏德曼（Volker Weidermann）。他認為，發生在柏林和德國各地的焚書事件，並非納粹黨政機構策劃。其構想來自'納粹德國大學生聯盟'主導的德國學生會，赫伯特‧古特雅爾正是該聯盟領導人。所焚燒的圖書，書單也非高層欽定，出自一位圖書館員沃夫岡‧赫爾曼（Wolfgang Herrmann）。 "
今天的歷史學家，不會有人因此得出結論說，倍倍兒廣場的焚書事件，跟希特勒納粹政權沒有關係。
新時代的"焚書坑儒"
2014年8月，中國官媒《環球時報》發表一篇社論《中國已不可能重演"焚書坑儒"》。跟它發表的所有評論文章一樣，這是一篇邏輯扭曲的奇談怪論。看標題以為它在反對焚書坑儒，事實上卻在為封禁異議人士作品辯解：
"舊時代的'焚書坑儒'在中國已不可能重演，但在這個國家，一些'敏感區域'確實存在。它們是普世化的也好，是'時代侷限'也好，但它們是中國的現實，是中國保持國家穩定前進能力的一個環節。"
這篇奇葩社論繞來繞去不過是在強調：舊時代的"焚書坑儒"在中國已不可能重演，新時代的"焚書坑儒"在中國絕對不會停止。
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現居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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