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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來函集[2005—06—06]

德國之聲中文網2005年6月6日

這一期讀者來函的主要議題是:四國入常提案,天安門氣氛—中國政治文化的鏡子?中國已成為無約束的資本主義庇護所, 能在外國推動中國的民主化嗎? 關於文化大革命的一點看法。由於篇幅有限,不可能刊登所有來函,請見諒,並歡迎繼續積極參與我們的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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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讀互動

關於四國入常提案

"In chinese":
作為一個中國人,我的想法是,只要日本不對自己的侵略行為做出合理的、讓亞洲各國認可的認識和道歉。我們就決不會同意這種要求(入常)。當然,這可能會對其他國家有影響,包括德國。全世界的人應當清楚一點:在涉及亞洲的問題上,與日本站在一起絕對不是一個好的主意。

ZHU Yanan:
連傻瓜都看得出來,德國入常的阻力是來自義大利,俄羅斯,還有就是最關鍵的美國,而根本不是中國,所以總理施羅德的中國外交是無可非議的。
可我不明白為什麼德國各大媒體這次卻把矛頭都指向了中國,柏林日報居然還順便把聯邦總理施羅德的中國政策也涮了一把,不用這麼急吧,梅克爾還沒入住總理府呢!
奉勸德國媒體幾句:
一,做事情要抓主要矛盾
二,不要指桑罵槐,不要幸災樂禍
三,不要忘了做新聞的幾個原則:客觀,公正,獨立!
四,你們德國要想入常,還是別和日本攪在一起,惹得一身臊!

n/a:
我很高興地看到我國政府今天在寺國入常問題上的表態。日本作為近代給中國帶來深重災害的鄰國,拒不承認其歷史罪行,中國政府和人民沒有任何理由同意其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我很遺憾地告訴德國政府,從中國人的角度看,德國將自己與日本捆綁載一起做法是十分愚蠢的,德國政府當然也很為難,不捆綁在一起也不是什麼好的辦法,但畢竟還有希望。但捆綁載一起,死路一條。請看新浪論壇。。。
中國人民是如何歡呼雀躍的。

評新蘇黎世報記者無中生有謊話連篇的6.4和西藏的報導

Dtouch
這個新蘇黎世報記者混淆視聽的說,在「六四」流血事件十六周年即將到來之際北京天安門有所謂的「恐怖」氣氛,任何北京居民或包括呆在北京的幾十萬外國人都會覺得這個記者無稽之談,甚至是謊話連篇,作為一個中國人對有人故意惡意中傷誹謗中國首都特別是偉大領袖毛主席對此感到很氣憤,故通過google查看了一下這個這個新蘇黎世報的其他報導,發覺這個報紙的針對中國的報導還不是一般西方常有的帶著有色眼鏡主觀臆斷猜想的並不存在的新聞消息和評論,它所有針對中國的報導往往為了某種政治目的故意造假惡意誹謗渲染攻擊達到某種不可告人的目的,我覺得甚至懷疑這個報社是類似美國4000萬美元撥款的受益者,因為該報社的報導通篇除了惡意謾罵攻擊和每個中國人郵箱裡的政治垃圾郵件如出一轍幾乎一模一樣,無非中國獨裁暴政血腥鎮壓中國侵略以及妄談西藏獨立蒙古獨立新疆獨立台灣獨立法輪功人權宗教自由最終號召「民主「」民族」分子推翻中國共產黨顛覆分裂中國。

關於中國已成為無約束的資本主義庇護所

Dtouch:
問題的確很嚴重,如果僅僅年終搞搞位農民工索要薪水並不能解決根本問題。

中國實際有相關勞動法,雖然好像比較完善,但不具有實際可操作性,一是勞動維護的成本太高和環節太多,二是對違反勞動的法的懲處力度微乎其微,根本起不到令行禁止的功效。實際的情況就成了「無約束的資本主義庇護所」。

解決辦法其實很簡單,不需要全國性運動工程,那只是治標並沒有治本。應該採取減少勞動仲裁環節和成本,同時建立行之有效的行業工會(比如以法律形式固定只要勞動工作就必須加入相應工會其權益受到工會保護);另一方面對違反勞動法或相關法律的僱主將受到有震懾力的懲罰措施(比如大倍數高數額的罰款和注銷執照等能令行禁止的辦法)

上述其實並不新鮮,現在西方社會就是這樣做的,甚至中國幾千年也是這麼做的(當然帝制時候主要是針對其他方面令行禁止)。其實這也是2000年前中國法家所提倡的以法治國,法家認為人都有「好利惡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從而利用比較厲害得失和嚴格執行的法律來解決問題。古代完全使用法家思想治國有立竿見影的作用和「不法古,不循今」的有為作法能強國和強大,但在生產力有侷限和沒有現代國家意義的封建社會,也許法家過於有為故沒有儒家的「仁義」這種「有為」參合著「無為」的「變通將就」更能「和氣」的生存,並且最終神奇的苟延殘喘不間斷的延續了2000多年中華歷史。

我認為作為現代意義國家範圍內特別在強調個人權利特別是勞動權利的當今社會,應該加強執法,制定更有效和有效率和有可操作性的勞動法律,能令行禁止,能自覺和有效的保障弱勢群體和所有勞動者合法權益。同時這也是建立和諧社會的基本前提。

能在外國推動中國的民主化嗎?

強者的自由:

不能。

首先,一個長期脫離中國社會的人對中國社會的變革,人民的需要的理解是落後於時代的,試問在沒有正確認識的前提下,又怎麼可能對症下藥呢?

其次,那些常年在外的所謂民主人士,自身可能曾在大陸受到某種不公平的待遇,從而導致其在有關涉及中國的問題上的立場,往往不是從客觀公正的立場出發,而是帶著一種類似病態的報復心理,這從其在西方媒體上發表的針對中國問題的文章就可見一斑.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這些人在中國基本上是不被接受的.注意,我指的不是不被政府接受,而是不被普通的中國人接受的.因為每當提到這些所謂的民主人士,首先讓人想到的就是中國屈辱的近代史.人們不禁要問"他們會不會又是西方企圖控制中國的工具?"畢竟這些人是拿著外國護照,或者至少是外國綠卡的,一旦中國真的發生內亂,對這些"民主人士"而言是絲毫沒有損失的(當然,如果中共不存在了,還有沒有人再買他們批判中國的文章,或者他們會不會以類似當年香港總督似的角色,被其主子派往中國,就要另當別論!)

關於文化大革命我的一點看法

thinkingkid:
作為一名在七十年代出生的大學生,我的頭腦中始終有一種奇怪的歷史感,--儘管比所謂「八零一代」只早一年出生而已--覺得自己應該對十餘年前的那段歷史有更多的瞭解,事實上我也盡力去這樣做,但途徑非常有限,基本上只能通過為數不多的書籍和我父親的口述。

中國大陸出版的文革及其相關的書籍,從數量上說也頗有幾本,比如當初嚴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後來的《文化大革命史》和《歷史在這裡沉思》等,但從中明顯地反映出一個問題即思維的統制,作品中雖然描繪了種種奇聞亂象,但涉及到嚴肅的思考時幾乎無例外地歸結為林、江的陰謀,對毛的盲目個人崇拜和當時體制的不健全。更為客觀一點的是麥克法誇爾等人的譯著,但在當下的文化體制中,能夠作為選題的外國著作,雖然偶有振聾發聵之語,但也不至於距離紅線過遠。

我父親的回憶很大程度上是發散的,由於個人出身和環境的關係,他並沒有參與到文革中那些真正觸目驚心的歷史事件中,只是描述遊行、串聯等一般性的活動。不過他也對我講了很多文革前農村老家的境況,給我銘刻下一個極深的觀念,即文革與之前的歷次政治經濟運動密不可分,可以說文革正是之前所有事情的邏輯結果。1966很大程度上是一個標誌性的年份,但也僅此而已,真正的悲劇和災難並不自這一年始。

作為個人回憶,我父親仍然願意提及,但他並沒有有意識地要把這種回憶傳遞下去,對於他來說,這僅僅是「個人」回憶,與後輩無關,也不涉及到對什麼根本政治制度和民族精神的反思(但必須承認,文革破除了很多人的幻想,也許使他們走上了懷疑一切的有些犬儒主義的道路)。也許這種評價對他們這一輩人過於苛刻了。

在中國當下的社會環境中,對文革的反思遭遇到一種軟性的權力牢籠,官方似乎並沒有生硬地禁止對文革進行回憶和簡單評價,但如果想把它作為一個歷史事件來深刻地、甚至是自虐式地反省,是不容易的。巴金先生曾經唸唸不忘的文革紀念館,在執政當局的忌諱和大眾的冷漠下,變得越來越不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應該用「壓制」這個詞,因為在中文中,它有比較濃厚的強力色彩,但就我來看,生硬的強力似乎是不存在的(當然對那些處在前沿的研究者可能感覺非常不同),確切地說,似乎這個事件被有意地引導向一種「放任的遺忘」當中,這個方向的研究仍是禁區,個人的反思不被鼓勵。也許當局的想法是:等親身經歷過文革的最後一代人(即我的父輩)逐漸過世,或者淪為邊緣的高齡群體,那麼這個問題就算基本解決了。當然也有相反方面的產物,比如所謂的文革懷舊派。

在這個問題上,我對整個社會和民族的看法很不樂觀。也許同日本人一樣,中國人也是一個恥感多於罪感的民族,再加上當權者出於保持權力的考慮,我們選擇拒絕回憶,拒絕反省,寧願遺忘,在某種程度上還在繼續對人類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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