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同濟中德學院風雨征途

今年3月，德國9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澤爾騰教授應同濟大學之邀，出席「同濟大學中德學院澤爾騰經濟管理研究所」的揭牌儀式，並受聘為同濟大學的名譽教授。德國之聲記者為此採訪了同濟大學澤爾騰經濟管理研究所副所長王煦逸教授。

德國之聲：您認為促使這次中德雙方合作的基礎是什麼？

王：一方面澤爾騰教授研究的實驗經濟學和行為經濟學是我們雙方共同感興趣的科研項目，另一方面從研究能力來講，同濟大學中德學院很多教授和助手都是德國博士或者具有德國經歷，因此我們就有了相互理解和合作的基石。

德國之聲：你們在哪些方面有合作項目？

王：我們共同的研究方向有新興市場研究、交通管理方面研究，以及博弈論運用研究以及法律方面的行為法學等等。

德國之聲：澤爾騰教授的諾貝爾獲獎理論---傳統的博弈理論與實際的聯繫並不大，您可以簡單介紹一下傳統博弈理論嗎？

王：傳統的博弈論是澤爾騰教授94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時的研究方向，他真正做這個工作實際上是在60年代中到70年代中期。這個理論討論的是人的行為。它開始是個數學學科，後來逐步向經濟學和政治學發展。我們現在討論比較多的區域政策，也就是各非行政聯繫的省之間的區域發展問題，比方說長江三角洲，經濟上是一個主體，行政上卻分別屬於上海、浙江和江蘇。他們之間的經濟合作和地方政府的行政合作就不一樣。像上海的磁懸浮列車最高時速可達400公里，可是鐵路只造了30公里，車程總共需7分鐘，達最高速才14秒，所以意義並不大。現在考慮把磁懸浮延到杭州去，路程有200公里，那麼兩地通車只需要半個小時就能到達。而這個政策的執行就牽涉到博弈論的問題，因為兩地交通時間大大縮短了，原來準備在杭州過夜的遊客當天就回上海，就會對杭州旅館業、餐飲業造成很大影響，那樣浙江就可能做出反對建造的決策，當然通過建造磁懸浮可以大力提升杭州的競爭能力，增加更多的機會，這是浙江省希望得到的。我舉的例子說明了，我們決策時候必須考慮到對方怎麼樣做決策。這就是所謂的博弈論在區域經濟政策方面的運用。這是一個很好的應用方面，從行政管理變成更多的協商式管理方式。

德國之聲：澤爾騰教授現在研究的行為經濟學與實驗經濟學也是你們研究所的研究范疇嗎？對它們進行研究與研究中國經濟形勢有什麼幫助？

王：同濟大學的主要合作不是在博弈，而是在行為經濟學和試驗經濟學方面。與傳統經濟學不同，行為經濟學假定人是有限理性的。如果說傳統經濟學把人看作一個機器人的話，那麼行為經濟學就把人看作一個有情緒的生物。人的非理性在中國股票市場上的反映很明顯。按照理性人的假設是不會有人去買大陸的股票的，因為公司的紅利少於銀行利息，經營業績也不是令人滿意，同時同種股票，大陸的價格遠遠比香港高。可是在這種情況下，國內股票市場仍然火熱，這就能說明人帶著有限理性的成分。另外一個例子就是上海的房產，眾所周知上海的房子價格很貴，可是還有人去買房，這也只能用人是有限理性去解釋它。這種現象在中國比比皆是，所以應用的前景非常廣。

實驗經驗學是澤爾騰教授84年以後的開創性研究工作。以前普遍認為只有工程科學才能做實驗，經濟學是不能夠做實驗的。澤爾騰教授卻質疑這種說法，他認為可以通過實驗室控制來研究一些人的經濟行為。如今研究得最多的是談判，通過實驗可以證明，所有的談判，儘管雙方開始談判的時候提出的利益要求相差很大，最後還是能達成一致。這是一個重要的研究結果，比方說分歧很大的勞資雙方通過談判最後可能達成協議。在中國做這方面研究的專家很少，而我認為這個研究方向很重要。因為以前我們國家的許多經濟政策是摸著石頭過河。但是拿整個國家經濟來做試驗，成本太大。萬一摸不著石頭怎麼辦？通過實驗的方式試驗經濟政策的好壞，要比搞個特區去試的成本要小得多。所以說這也是很有發展前途的學科。

德國之聲：您剛才談到交通管理方面的合作研究，能具體介紹一下嗎？

王：交通控制的項目其實對亞洲的意義很重要，畢竟亞洲人口密集的城市很多。按照行為經濟學的思路是，比方說人們面前有兩條路，一條路空，一條路擠，人們往往會走空的路。可當大家都選這條空的路的話，空的路就變得很擠。兩條路的問題不大，但是組成一個網的話，就變得複雜了。通過行為經濟學的研究，可以瞭解人們在選擇道路時的經濟行為，從而為通過改善交通管理，提高城市道路的通行效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德國之聲：同濟大學的實驗室為什麼將實驗經濟學和行為經濟學作為合作的重點？

王：在實驗經濟學和行為經濟學方面，我們國家基本上是一片空白。我們目前的主要任務是解釋一些概念，引進西方一些現有的結果，而我們自己的研究還很少。同濟大學想在這個方面找一個增長點，因為它們是應用範圍廣泛而且很前沿的經濟學科。

德國之聲：澤爾騰教授認為經過10年努力，中國經濟學研究有望達到國際水準。您對未來有什麼展望？

王：對整個經濟學的研究我不敢說，不過就這兩個合作項目研究來說，澤爾騰教授是有這樣一個說法。德國在這方面的研究比我們早了20年，在傳統經濟學方面卻比我們早了兩個世紀。不過，在澤爾騰教授的指導下，我們的起步或許會比較快達到研究工作的前沿。另外，澤爾騰教授給了我們整個中國的經濟研究很大的幫助，不光在同濟，他還在青島、天津、杭州、四川等地的大學都布了研究點，這當然有助於提高我們的水準，也可以把我們的研究成果帶向世界。我個人對前景還是比較樂觀，當然前提條件是中國的經濟研究工作者必須努力，做出有特色的成果來。經濟學與工程學科不一樣，它裡面牽涉到文化，政治背景，社會等各方面因素，所以中國的經濟還是要中國人自己來研究。（潘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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