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黑匣－聯邦德國

德國紅軍旅：以資本主義代表任務為襲擊目標

對歐洲當代歷史有所瞭解的人們都知道，從古巴導彈危機開始，經歷越戰和中國"文革"，歐洲青年在60年代中期彌漫著一股濃重的左傾理想主義思潮；其中的一些人後來轉入80年代的和平運動，組建綠黨以合法手段參與社會架構；另一部分激進分子則轉而運用恐怖暴力手段與社會抗衡，以美軍和資本主義體制代表人物為襲擊對象，義大利"紅色旅"和德國"紅軍旅"乃這一派之代表。

70年代上半期，"紅軍旅"因代表了某種理想，幾乎贏得40％聯邦德國居民的支持，許多人自願為"紅軍旅"成員提供秘密住所；而德國國家機器則以最殘酷的監禁手段對付"紅軍旅"，由此在社會上激起巨大的聲援浪潮。

但隨著時間推移，"紅軍旅"的恐怖手段漸漸為社會所不容，同時國家方面也開始進行反思，最終促成了這場悲劇的結束。

從70年代開始，直到1992年宣佈放棄暴力鬥爭方式，"紅軍旅"在德國前後活動了整整20年時間。原德意志銀行總裁阿爾夫雷德-赫爾豪森（Alfred Herrhausen）是這個恐怖組織的最後兩名犧牲者之一，被導演安德斯-費爾安排在紀錄片《黑匣－聯邦德國》中，與"紅軍旅"的最後一名悲劇人物沃爾夫岡-格拉姆斯(Wolfgang Grams)一起，成為該片的主人公。

一個典型故事

1989年11月的一天，赫爾豪森在上班路上，座車遭到預先埋在地下的電纜炸彈的襲擊，當場身亡。事後，德國恐怖組織"紅軍旅"在一封信中承認此乃其所為。

赫爾豪森作為德國一代金融精英，他的被殺震驚了德國和西方社會。兩年半後，"紅軍旅"正式宣佈放棄20年來以恐怖手段抗擊現有社會體制的策略，因為這一策略被實踐證明"已經失敗"，"德國社會需要建立一支非暴力的反對力量，繼續與資本主義體制抗衡。"

然而，一些多當年的恐怖分子卻並未向警方自首。93年6月，恐怖分子格拉姆斯逃亡途中遭到警方追擊，在一個小火車站與警察發生槍戰時當場被擊斃，由此成為"紅軍旅"恐怖分子與社會體制對抗的最後一個悲劇人物。

赫爾豪森與格拉姆斯，一個是資本主義體制下的精英代表人物、"紅軍旅"恐怖分子的襲擊對象，另一個卻是"紅軍旅"的骨幹人物，與赫爾豪森所代表的社會體制格格不入。奇妙的是，這兩個生前不共戴天的人物，卻被組合在一部紀錄片中；通過親人、朋友、同事的敘述，他們生前的生活和思想軌跡一一得到展現。

赫爾豪森和格拉姆斯兩人來自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赫爾豪森早年畢業於納粹精英學校，戰後以精明強幹成為德國最重要金融機構－德意志銀行的總裁；他功名心極強，具有超前思維，為銀行贏得巨額利潤，但他同時也具備惻隱之信，曾經宣佈豁免墨西哥的債務以幫助該國經濟復甦。而格拉姆斯則出身平民，心地善良，少年時代曾嚮往成為音樂家，後來漸漸與現有體制發生觀念衝突，最終走上以恐怖手段對抗社會的道路。

影片沒有為觀眾提供任何結論，但從這兩個生前不共戴天人物的人生軌跡中，人們似乎可以看出一些人性的共同特點，從而反思這場在歐洲徘徊了20多年的恐怖主義幽靈的形成原因及其現實意義。

導演費爾如是說

導演在香港接受《德國之聲》專訪時表示，歐洲當年的恐怖活動從產生、橫行到逐漸消亡的歷史，可以成為今天人們反思"九一一"事件時的參考，其中尤其是事件的成因以及對付恐怖主義的方法。

費爾表示，這部兩個小時的電影耗費了他整整四年時間，因為受訪雙方依然充滿意識形態偏見；惟其如此，才更顯示出拍攝這部電影的必要。費爾表示，"紅軍旅"作為一個恐怖組織雖然已經消亡，但人們似乎從來沒有深層探索過這個恐怖主義組織的成因，以及它為什麼會走進死胡同。

費爾說，影片通過對原德意志銀行總裁赫爾豪森和恐怖分子格拉姆斯內心世界的探究，試圖展現兩個實實在在的大寫的人，但這個主題似乎並不容易被人接受。人們更多地只是看到事物的表層。"911"事件後就是這樣，由此阻礙了人們的反思。

至於這部反映歐洲恐怖主義的紀錄片對當前人們反思"911"事件有什麼影響，費爾表示，70和80年代歐洲恐怖主義產生有其深刻的政治和社會原因，國家機器在對付恐怖主義方面也犯了嚴重的失誤；歐洲的歷史證明，以暴制暴並非抗擊恐怖主義的良策，相反人們應該對恐怖主義成因作政治和社會的全方位思考，因此"911"之後的局勢令人非常擔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