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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德國遇到台灣:文化藝術篇

邱璧輝 發自台北
2019年11月9日

每當貝多芬的《致愛麗斯》在台灣街頭響起,許多人便紛紛起身;東德人發明的交通號志「小綠人」,後來在台灣得以發揚光大。台灣和德國的聯結處處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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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sh-Galerie Beethoven als Kitschfigur
圖片來源: picture alliance/dpa

(德國之聲中文網)這已經是台灣的日常;每當貝多芬的名曲《致愛麗斯》響起,許多人便立刻起身,拿著垃圾出門,到集合處將垃圾交給垃圾車服務人員。因為台灣的垃圾車普遍使用這首音樂作為主題曲,預告垃圾車的到達。其實,台灣人對德國古典音樂一點也不陌生。在台灣,汽車業界有所謂的"雙B":賓士(Benz)和寶馬(BMW)。古典音樂界也有所謂的"3B",也就是巴赫、貝多芬和勃拉姆斯。

德國古典音樂

台灣人喜歡德國古典音樂,許多人組團去德國參加"拜羅伊特音樂節"、"貝多芬音樂節"等等。台北愛樂廣播電台每個周末連續2小時播放"德國之聲"的古典音樂節目。而台灣的中小學也經常教授舒伯特的"鱒魚"、 莫扎特的"小夜曲"、貝多芬的"歡樂頌"等簡易版名曲。

長笛演奏家劉士誠在接受德國之聲訪問時稱,越來越多台灣人到德國學音樂,因為德國的音樂實力堅強。而且大家漸漸發現,到德國學音樂相對便宜。劉士誠去德國學音樂的主要動機是:"在音樂表現上法國比較注重氛圍,德國比較注重結構。而從音色的角度,在演奏德國音樂,音色厚實的核心品質,就是很重要的基本功。"

劉士誠進一步表示,德國各地的藝術院校也各有特色。比如他的母校柏林藝大,匯集了世界各地最優秀的青年人才,並且有豐富的音樂文化活動,因此首都以及一線城市的音樂院同時也是高端精緻藝術的代言者。

德國哲學

哲學對歷史的演變和人類文明的進步影響巨大。但無論古今中外哲學在許多當下都不是顯學。老一輩的人常常說,哲學又不能當飯吃。但中山大學哲學研究所教授宋灝(Mathias Obert)認為,所有自由、開放、民主的社會都需要哲學,因為哲學面向原則和概念,展開各種可能、創造距離、提出批判,這些都是包括台灣在內的開放社會需要的元素。他很高興的告訴德國之聲記者,他觀察到越來越多的台灣年輕人對哲學感興趣。而台灣社會和政治在討論不同議題時,哲學思考也越來越扮演重要角色。

德國哲學研究在台灣的哲學界是僅次於英美哲學的第二大族群,重要性遠大於法國或義大利的哲學。宋灝指出,英美哲學和法國哲學在解釋某個哲學概念或某個想法時,往往直接使用該拉丁字,顯得既傳統又保守。相對的,因為德語非屬拉丁語系,所以德國哲學家在解釋或教授哲學之前,必須先做翻譯的工作;黑格爾和康德都非常努力的在德語中尋找妥適切合的文字來表達某個哲學概念或定義。因此宋灝認為:"台灣哲學家在引進西方哲學的時候,受到許多德國哲學的啟發;因為他們也像德國哲學家一樣,必須做翻譯的工作,將外文翻譯成中文,而德國正好可以提供這方面的經驗"。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圖片來源: Getty Images

這些哲學家在翻譯的過程中,需要更多的思考、判斷、闡述和研究。宋灝讚美這樣的訓練,豐富了台灣社會的想像力和創造力,也讓整個社會變得更加自由、包容、多元而且活潑。他稱,台灣在過去30年尋找自我認同的過程,就顯得相對從容和自在;台灣的自我認同可以是開放的、變動的、很多可能性的。而不是"非我即他",相互對立的狀況。

德國文學

德國文學在台灣擁有不少的讀者,許多作品被翻譯成繁體中文。從早期的歌德、席勒、托馬斯‧曼、赫爾曼‧黑塞、到二戰後德國作家團體組織"四七社"的一些成員,更或者是目前正活躍於文壇的德國作家,他們的作品在台灣受到許多人的喜愛。又比如君特‧格拉斯的《貓與鼠》、齊格飛‧藍茨的《德國時間》、保羅‧策蘭的詩《死亡賦格》,或其他德語作家如卡夫卡,特別是他的著作《變形記》,在台灣都是耳熟能詳的經典作品。

1990德國統一後比較著名的作家:比如莫妮卡‧馬龍的《憂傷動物》、本哈德‧施林克的《生死朗讀》等等。施林克的書後來被翻拍成電影,台灣將片名翻譯成《為愛朗讀》,在台灣上映時引起高度的重視和討論。同樣的,丹尼爾.凱曼的《丈量世界》也有中文翻譯,後來也被翻拍成電影。台灣輔仁大學德文系系主任劉惠安告訴德國之聲,特別是翻拍成為電影的德國文學,在台灣受到更多的矚目。

德國是2019年台北書展的主題館,12位德國作家親自來台出席,其中包括費迪南‧馮‧席拉赫和《窮得有品味》的作者亞歷山大.封.笙堡。

貝爾托‧布萊希特的劇作如《夜半鼓聲》、《勇氣媽媽》等就經常在台灣上演。

德國童話,特別是格林童話中的灰姑娘、小紅帽、青蛙王子等故事,在台灣幾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大部分的父母都會對自己的小孩朗讀這些經典童話。

德國電影 

從2008年起,德國電影才比較有系列的被介紹到台灣。但早在1980到1990年代,許多台灣新浪潮電影(或稱台灣新電影運動)的導演和製片就從德國電影得到啟發。維姆‧文德斯、賴納‧維爾納‧法斯賓德和沃納‧赫爾佐格這些德國導演的名字,對許多台灣人而言一點也不陌生。而文德斯的電影《柏林蒼穹》,台灣翻譯成《柏林的天空》,對1987才解嚴的台灣有重要的意義,一上映就獲得巨大的回響和討論。後來一些含政治議題的德國電影如《帝國的毀滅》、《竊聽風暴》以及《最後的審判》在台灣都引起許多共鳴。以寫作、翻譯和研究德國電影為業的創作人彤雅立對德國之聲說:在台灣,德國電影比起好萊塢的電影受到比較少的關注,但德國電影的影迷人數明顯的增加。

彤雅立指出,德國電影和台灣電影的差別在於,德國電影處理更多的政治和歷史議題;雖然兩國電影題材和內容不同,但在電影的形式和風格上有很多相似之處。

Ampelmännchen Berlin Straßenverkehr
柏林標誌性的小綠人圖片來源: picture-alliance/dpa/R. Jensen

創意接龍

台灣和德國之間還有其他連接,比如十字路口的紅綠燈上的小綠人。小綠人原先是東德人卡爾‧佩格勞1961年發明的,當初的小綠人(可以通行)和小紅人(禁止通行)是頭戴扁圓帽。1998年台灣人將小綠人加以進化,成為有倒數計時和動態行走畫面的紅綠燈!這項創意不僅讓各國人士驚豔,也讓許多台灣人為此自豪。

大部分台灣人的祖先來自中國大陸;美國人幾十年來提供台灣安全、軍事、甚至是經濟上的保障;日本人則曾經統治台灣50年。相形之下,德國對台灣的影響似乎微不足道。但在無行之中,在許多細節裡,德國文化其實正逐漸的、隱匿的、溫柔的浸潤台灣。從雙B汽車到音樂界的3B,從格林童話到小綠人,在台灣處處可看到德國人的足跡,德國政經制度和文化對台灣的影響。台德相距雖遠,情感上卻很親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