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萬星夫人：我只要團圓！

「尊敬的王夫人：非常感謝您2003年11月18日致聯邦總理蓋爾哈爾德.施羅德的信。您在信裡提請注意您的丈夫王萬星的命運。聯邦政府籍聯邦總理訪問之機，點名道姓地為若干被關押者向中國政府提出了要求，其中包括您的丈夫。我非常希望我們的願望能夠結出成果，您的丈夫能夠很快重獲自由。」

以上是聯邦總理府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事務負責人哈勒爾先生2003年12月10日給王軍鷹女士的來函（譯文）。

以下是王軍鷹女士對德國之聲記者的敘述。

我是1949年10月1日生的，他出生於1949年10月10日。我倆是中學同學。後來又一起去了黑龍江兵團。回城後，我進了北京師范學院，在辦公室工作，我讀了兩個業大，後來評了個中級職稱。我是7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算得上是個老黨員了。他在北京朝陽區左家莊辦事處建築倉庫任保管員。他思維敏捷，讀了很多書。92年4月，他辭了職，當上了個體戶，為出版社銷售圖書，主要是初中和高中的教材。但只當了一個月的個體戶，就進去了。家裡積壓了幾萬本書，欠了好多錢。

六四的時候，他去了很多次天安門廣場，還去了大學，勸學生。當時有人還認為他是共產黨派來的。他給學生們寫了信，意思大概是，希望同學們學習南北韓的學生，有禮有節，把天安門廣場讓出來，讓戈爾巴喬夫過去，勸同學們要吃飯，年輕人不要把身體弄壞了。

柴玲到我們家來過，還有好些學生。他不讓我問這些人的姓名。我只認識柴玲。關於他提的建議，柴玲說，我們學生班子的原則是少數服從多數。

92年4月以後，一批人放了出來，包括王丹等。他們見面商量，那些學生說，6月4日那天，他們要帶200多個人上天安門廣場。我先生勸他們不要去。他說，這個方法不好。弄得不好，走露了消息，還沒達到什麼，人就被捕了。但這些學生怎麼也勸不住。

他見這些學生勸不住。就作出了一個決定。這件事我也是後來才知道的。他什麼也沒有跟我說。6月3日，他從一張信紙上撕下一條，寫上：「照顧孩子。好好把孩子看好。」那時，我們的女兒才10歲。把這個紙條放在我床頭，他就走了。

後來我知道，他身上帶了一盤磁帶，一封寫給鄧小平的24頁萬言長信，還有一個條幅。他在給鄧小平的信裡寫著，六四的事情，中央和學生都有責任。他提了四、五條建議，提出要重新評價六四，給死去的年輕人的家長一定的補償，允許海外的流亡學生回國，等等。

六四前，天安門廣場戒備森嚴。聽說他到了那裡，剛展開條幅，一大群警察就圍了上來。跟來的美國和日本的兩位記者也被一起帶走了，他們的照相機當場被拿走，軟片扯出來曝了光。那位美國記者被打殘了，從此失去了工作的能力。

我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他只留下了一個紙條，就再也沒有回來。我問孩子，孩子說，她也不知道，也許爸爸到外地出差去了。

幾天後，警察通知我去朝陽區看守所。在那裡，他們問了我婚後的詳細情況。最後，一位警察說：我們覺得您先生有精神病。請您在這張紙上簽個字。這時，不知為什麼，我忽然想起了以前蘇聯的事情。我在那張紙上寫上：我先生沒有犯過精神病。然後簽上了字。他們急了，跟我吵了起來。他們說：「我們通過最先進的儀器檢查，您的愛人是有精神病的。」我問他們，用的是什麼先進儀器？他們答不上來。然後說，他們給他做了一些題，確定他有精神病。我不想吵下去。我說：我該走了。站起身就走了出去。

接下來，我到了他們分局，找他們的有關負責人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他們跟我說：89年到現在都3年了，沒有一個人去天安門，只有他一個人去了，還打了橫幅，這不是精神病是什麼？後來又說：其實他的行為是反革命行為。但我們給他定為精神病。因為精神病是受保護的，否則就要判刑。您是共產黨員，您得跟我們配合。他們對我說，我先生個把月就能出醫院。

那時，我們的女兒根本不知道是怎麼回事，我就跟她說爸爸出差了。有一次，王丹他們到我家來談事。我女兒在房間裡做功課，她有心開了一條門縫。結果聽到了我們說的話，她嚎啕大哭。王丹他們就安慰她，騙她說，那說的不是你爸，是另外一個朋友。

我女兒才那麼點大，可我根本顧不了她。學校要上班，還要值班。先生的事我要到處奔走。後來我在學校裡實在待不下去了。每次去上班要打卡。那麼多人都不打卡，就我一個人打卡。我怎麼受得了。我就申請了提前退休。有時在外面找事情，打點工。但在哪裡都打不久。走到哪兒都有人跟蹤我，也許他們也總去跟我打工的單位說，我是什麼人。然後，人家就不敢要我了。我樓下老有人看著，24小時值班。節假日，朋友來找我都不讓進。

每次國外重要領導人來了，比如克林頓，或者後來的布希，他們就把我安排到郊區去，怕這些外國領導人找到我。有時去四季青公社釣魚，有時去周口店看化石展。小警察對我說：希望你配合我們，也算給我們一口飯吃吧。外國記者經常打電話來要採訪我，有時也當面採訪。克林頓、布希他們的隨行人員也給我打過電話，我聽不懂。後來也由會漢語的給我打過電話。

我先生被關在房山縣的安康醫院。這是公安部門辦的一個精神病院，在周口店還往下走的地方，很遠。我先生神經很堅強，那麼多年跟精神病人關在一起，好幾個人一個房間，他腦子仍然很清楚。他很關心外邊的事，也知道你們德國之聲。

1999年，中國50年大慶時，放我先生出來一段時間。分局、派出所、醫院分別列出幾條，要我們簽字保證。加起來一共給我們規定了34條，其中包括要筆頭匯報，不能跟人接觸。大慶結束後，他又回到了醫院。

2002年，4月份的時候，市局找我，說想讓我愛人出來，讓我們提條件。我先生提了三條：1，去美國；2，出去後要有人身自由；3， 給他母親寄一點錢。我補充了一條：要在精神上和經濟上給我們一定補償。我把我們的條件交給派出所，讓派出所上交。一個月沒人理我。

後來市局下來倆人。他們對我說：您一個女同志，帶著孩子，不容易。我們想放您愛人出來，但是您要寫保證書。想起50年大慶的事，我一肚子的火。我說：我們不會做出格的事，但是保證書不能寫。入院都10年了，連個診斷書都沒有給我。如果說是判刑吧，也沒有審判書。這到底算是什麼？我不反共產黨，但你們欺騙了我們10年，什麼手續都沒有就關了10年，還要讓我們保證這個保證那個？我說，我再也忍受不了了，我要去天安門遊行，我要發表文章。後來，2002年8月4日，我寫了「為良心犯丈夫王萬星吶喊」，發表在網上。

兩年前，我們的女兒高中畢業，就到德國讀書。去年，我申請到德國探親。一本護照，折騰了半天都辦不下來。我跟我原單位的人說，現在辦護照那麼容易，為什麼我的護照就是辦不下來。他們跟我說：你不是一般的人。你是克林頓和布希要見的人。

今年2月，我來到了德國。我本來就是來探親的，完了要回中國。我不接受任何採訪。可是有的記者（據說是法輪功的）偷偷地給我錄了相，還發表了文章。後來他們聽說我要回國去，急了，跟我說，已經發表了您的錄相和文章，您不能回去了。這可是把我給坑了。我能夠理解，他們就是想掙錢。我跟他們急又有什麼用？

我不得不在這裡待下來。我和女兒都給政府的有關部門寫了信，也收到了一些回信。施羅德總理和勞總統到中國去之前都找過我，施羅德總理把我的信帶給了中國政府。我在美國的年度人權報告上看到過我先生的名字，我也聽說，世界衞生組織去年在大會上還對中國代表團說：如果你們不放王萬星出來，我們就不承認你們中國有真正的精神病院。

一些同情我們的人給我們匯了款。我都放在銀行不動。這錢是給我丈夫的，我們欠了人家很多錢，我不能動。德國政府給我安排了一個小小的住房（據說是7平方米），很小，但能住就行了，還每個月給我一點錢（據說是200歐元）。

我不反中國共產黨，我自己也是一個中國共產黨員。我始終沒有被開除，因為我不反他們。我不喜歡政治，我先生做了些什麼我從頭到尾都不清楚，我沒研究過他的觀點。我只希望共產黨有一定的姿態。到現在已經12年了。那時我女兒小學5年級，孩子多痛苦，沒父愛，也沒母愛。我要為家庭的生活奔波，要為我先生奔波，還要管四位老人，顧不了孩子。共產黨怎麼樣，我不管它。當然我希望中國應該有民主的陽光。我希望中國的建設有更大的發展，中國人確實能過上幸福的生活，失業的人有工作，大家有飯吃。我是愛國的，希望中國好。

我只想說（微泣即止）：給我先生自由，讓我們一家團聚。這是我唯一的願望。

（平心記錄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