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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外文摘:洞庭湖潰堤,專業防洪者何在?

2024年7月14日

有評論認為,湖南洞庭湖潰堤的直接原因之一是中國當局防洪措施不專業。2018年之前中國防洪有一支十分專業的隊伍,即解放軍武警水電部隊,但是被習近平解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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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是中國水庫最多的省份,超過1.4萬個。
湖南省是中國水庫最多的省份,超過1.4萬個。圖片來源: Zhang Zhiwei/Zoonar/picture alliance

(德國之聲中文網)上周何韻詩在上環已歇業的見山書店舉辦網上音樂會,遭到警方以收到噪音投訴為由干預。總部位於新加坡的「端傳媒」發表文章《何韻詩LiveShow遭阻:流行樂跟政治沒關係?》,作者黃啟暘指出,香港當局以製造噪音罪打擊控告被認為是支持「反送中運動」的街頭歌手、以至在街站演講的政治人物,早有例子。雖然這些檢控大多以被告獲裁定無罪告終,但審訊的焦點往往只是質疑證人的可信性,控罪的本質——尤其是法律上何謂「噪音」——甚少被觸及,以致法庭案例所能提供的指引甚為模糊,執法部門對此所能行使的行政酌情權也隨之變相擴充。

文章說,無論如何,就如何正確演繹「煩擾」及「合理...容忍」等控罪元素,其實終審法院早有權威定論。在《噪音管制監督訴Step In Ltd》一案中,曾任澳洲联邦首席法官的終審法院海外非常任法官布仁立爵士認為,考慮到「煩擾」的定義(即「合理的人不會容忍的煩擾」),《條例》的規定應「被解釋為侷限於消減對合理的人而言會是煩擾的噪音」。「容忍」此概念可顧及眾多考慮因素,包括聽者聽力的敏銳度,及有關地點的位置及性質等。「

作者說,當被指的「噪音」是來自歌手音樂表演,甚至音樂當中含有政治表達成分,上述合理性的法律分析就更須多一分考慮。法律管制噪音,歸根究底是嘗試在個人權利及公眾、社會利益之間取得平衡。

水庫大壩到底是什麼角色?

水利專家王維洛在總部位於美國華盛頓的「議報」發表文章《 2024年洞庭湖洪災原因分析》,認為湖南省岳陽市華容縣團洲垸洞庭湖潰堤的直接原因是湖南省大大小小的水庫一起在洩洪。湖南省是中國水庫最多的省份,超過14000多座。2024年6月、7月這些大大小小水庫一起洩洪,下游的洞庭湖肯定無法承受,造成災害。

作者指出,如今在「四不」目標中,在湖南省水利廳的解釋中,水庫的角色全變了。過去說,建設水庫大壩是為了保障水庫大壩下游居民在洪水期的生命財產安全,水庫大壩是保障下游居民生命財產安全的最重要的工具,是不可或缺的,不建不行的;如今洪水期間所有的一切騷操作,都是為了保證水庫大壩的安全。水庫大壩反而成為保護的主體,不洩不行,不洩潰壩後死人更多。

文章說,中國水利專家錢正英曾在決定三峽工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說,洞庭湖逐年淤積,已不能起蓄水池作用,只能用三峽水庫來代替。這個觀點對中共決意建設三峽工程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三峽水庫是不可能代替洞庭湖的。原湖南省省長陳邦柱撰文稱,修建三峽工程是消除洞庭湖洪水和泥沙的根本出路。2024年,三峽水庫已經建成許多年了,洞庭湖的洪水災害還是沒有解決!正如陸欽侃先生所指出的,三峽工程防洪效益有限。

作者認為,潰堤的直接原因之一是當局防洪措施不專業。2018年之前中國防洪有一支十分專業的隊伍,就是解放軍武警水電部隊,劉源當過政委。後來習近平不放心,把武警水電部隊解散了。華容縣團洲垸堵塞決口,武警水電部隊的一個排就能解決。有人指出,團洲垸堤上沒有沙袋、車子也沒有運來大的水泥塊,直升機也沒有參與投沙袋、投水泥塊等等,大家忙於拍手機,這都說明防洪準備不足,基層幹部沒有積極投入,防洪措施十分不專業。

美國政府應鼓勵兩岸恢復對話

德國馬歇爾基金會印太項目主任葛來儀(Bonnie S. Glaser)和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中國力量」項目主管林洋 (Bonny Lin) 共同在美國《外交事務》 (Foreign Affairs) 雜誌發表文章,呼籲美國鼓勵台灣和中國對話,以降低日益升高的台海緊張局勢。

兩岸民眾怎麼看「馬習二會」?

文章認為,現任台灣總統賴清德是一位「直言不諱」的總統,喜歡清晰而非模糊 (clarity over ambiguity),更強硬地表達兩岸互不隸屬,是兩個不同的國家。自 1996 年以來,台灣的所有其他民選總統都在其任職期間的某一時刻宣佈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賴清德是「首位在任期伊始就作出這一宣言的總統」。

文章說,台灣希望美國政府加大力度反擊中國的騷擾和脅迫,包括其試圖將針對台灣的大規模軍事和海警活動正常化。但拜登政府並沒有這樣做,工作重點仍然是防止中國入侵台灣。文章認為,原因是因為美國政府不堪重負——如果美國為台灣承擔起這一角色……那麼日本和菲律賓可能也會做同樣的要求。

文章分析認為,在台灣當下的政治和輿論環境中,賴清德的選擇並不多,只能採取強硬態度。由此,美國的作用非常重要。文章呼籲美國一方面加強反擊北京對台灣的日常騷擾活動,另一方面更積極地鼓勵北京和台北恢復對話,降低缺乏直接溝通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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