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建偉《徵兆》：不確定性與模糊的焦點

《徵兆》是一部長約半個小時的影像作品，片中結合了錄象和舞台表演的形式。在影片的開始，兩位年輕男女被從郊外的土裡挖出來，然後被抬放到舞台上早已設置好的桌子上。在整部影像作品中，舞台上同時進行著四個看似無關的故事，而這四個故事分別表現了中國四個不同歷史片斷——古代、近代、文革時期和現代的典型行為，每個歷史片斷都相對獨立於其他同台進行的表演，並不發生直接關係。最後，影片以四個歷史片斷的演員分別走下舞台作為結束。

這是一部相當前衛並且非常艱難晦澀的作品。 對汪建偉來說，影片的開頭就是一種徵兆。他認為，徵兆不同於象徵。象徵通常被賦予了一定的意義，有一定的所指；而徵兆不同，徵兆表現了更多的不確定性。徵兆是個醫學概念，不同的病症可能表現為同一個徵兆。比如一個人發燒了，這個是徵兆，但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為這個人太累了，或者得白血病了 。而關於本片開頭這個徵兆的究竟代表是什麼，汪建偉並沒有給出確定的答案，而是把決定權交給了觀眾。

另外，相比一般傳統意義上的電影對同一個故事的關注， 在《徵兆》這部作品中，汪建偉更關注焦點以外的世界。普通電影一般從頭到尾講述一個故事，有開頭、發展、高潮和結尾；在《徵兆》這部作品中，汪建偉打破常規，選擇同時敘述四個看似無關卻有存在內部聯繫的故事，由觀眾來選擇自己關注的故事焦點。通過這四個並行的歷史片斷，《徵兆》也試圖反映中國的社會變化，以及人的身份變化。

比起本次藝術節上展示的其他作品，汪建偉關注的不僅僅是社會的本身的變化，他思考的更多的是這種變化對人的思維方式和意識形態的影響。通過他的作品，汪建偉試圖與觀眾討論當今世界的不確定性，個人的選擇權利以及焦點以外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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