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面對國安法威脅 多數港人恐無選擇命運的權利
2020年8月3日德國之聲:當你第從媒體報導中得知你被香港政府根據國安法通緝時,你心裡是怎麼想的?
朱牧民:我當時人在加州,所以新聞出來的時候我正在睡覺。我注意到我的手機有訊息進來,以為是國際社會對香港政府延遲立法會選舉的消息做出反應。我的一個在「香港民主委員會」的夥伴正準備發布我們為這個議題所準備的聲明,所以我以為他傳訊息告知我一切都已經準備好了。
沒想到訊息內容是我被香港政府 「通緝」的消息。當我早上6點拿起手機時,我驚訝地發現,他們把我和過去幾年剛離開香港的幾位倡議人士一起列入了通緝名單。我立刻知道與他們比起來,我是個異類,因為我是一個在美國住了30年的美國公民。這是他們對於國安法管轄權的一種侵略性的解釋,他們要證明他們可藉由國安法去追捕一個在美國工作的美國公民。
德國之聲:你知道這個消息後,有沒有和美國的官員聯繫?
朱牧民:在創立了香港民主委員會後,我經常與美國政府和國務院的人聯繫。上周五消息出來後,我就與許多國會辦公室的工作人員,以及國務院的人聯繫。他們也馬上知道整起事件的特殊性,因為香港政府基本上是將我在美國的所作所為視為犯罪行為,但我只是在行使美國憲法所賦予我的權利。
美國許多國會成員也對此作出反應。我認為這只是一個起頭,因為如果香港政府指控我勾結外國勢力干預香港內政,那他們其實只是在自作自受。每當他們想用國安法來對付外國公民時,他們都會招致外國干預,因為他們要對付的對像是外國公民。
德國之聲:一些流亡的香港異議人士稱,香港政府通緝我們六人的舉動是為了阻止所有海外香港人從事游說活動。你認為他們這個舉動背後更大的意涵是什麼?
朱牧民:我被通緝的另一個不同之處在於,我經營的是一個以美國為基地丶專注於香港議題的組織,而這個組織包含了美國公民和居民。我認為香港政府肯定是打算向我們傳遞一個訊息:「我們要找你麻煩,我們要針對你。」
此外,在我就香港議題在華府展開游說之前,我就已經和美國政府建立了良好的關係。我們的組織也預料到中國政府會加強它們的侵略性,試圖對香港人進行控制和威脅,所以這也變成我們當初成立香港民主委員會的原因。
我們預料到有一天,我們可能成為唯一以有規模的方式替香港發聲的組織。而我認為打壓我們便是他們的想法。
德國之聲:雖然你是外國公民,但你還有家人在香港,包括你的父親朱耀民牧師,也是香港非常著名的民主派人士。你認為你是否也會像其他流亡的香港人一樣,面臨著可能必須與香港家人斷絕關係的艱難選擇?
朱牧民:我為其他人的經歷感受一股更深的悲哀,因為他們不得不在一夜之間做出一個突然的決定,把自己連根拔起,切斷與家人的聯繫。去年我爸爸受審的時候我也在香港,所以這樣的情況對他和我的家人來說都不陌生。這是我們選擇並決定要做的事情。
在某種程度上,我覺得自己有某些特權,因為我和我父親都有機會選擇我們想走的路,以及接受隨之而來的風險。對於其他流亡的香港異議人士的家人來說,他們可能別無選擇。我想,在我爸爸這些年的工作中,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這是他所承擔的事情,也是他所選擇的角色。這也同樣是我選擇的,特別是過去一年,我們在美國成立香港民主委員會,這也是我的選擇。
我常想著所有沒有選擇的香港人,他們現在都生活在國安法的威脅之下。我更關心的是所有沒有選擇的香港人。我想香港政府打算透過國安法向我們發出威脅,而大家應該也都看到了,我爸爸沒有躲避他的罪名。他願意和其他民主派的人士一起坐牢。這並不會改變我們,但我更擔心其他香港人,他們沒有這個選擇。
德國之聲:你如何看待美國政府在香港問題上所展現出來的立場?
朱牧民:我覺得香港民主委員會之所以成為眾矢之的,是因為我們在華府是一個非常有效的團隊。從去年9月開始,我們不再只是在國會山外舉著標語,而是進到國會內部,去討論丶撰寫和協助通過美國對中國和香港政策的相關立法。我認為這種變化是重要的,這也是為何上周五港府宣佈要通緝我的原因之一。
在華府於各種議題上難以達成共識時,香港就像是政策領域的奇跡,因為香港議題得到了兩黨的支持。在最近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丶《保護香港法案》和《香港自治法案》中,香港民主委員會都扮演了重要角色。我們也是7月1日提出的保護香港人的移民和難民草案之幕後推手。
我們也安排了很多香港的領導人到美國出席國會聽證會。我認為,我們在華府的影響力和海外港人持續為香港議題發聲的努力,已經改變了國際社會對於香港議題的討論,並為香港議題開創了新的范疇。我們會繼續這樣做,並會繼續促使美國領導層推動有關中國和香港的政策。
我們所做的部分工作是為包括英國和歐盟在內的其他國家開闢可能性,讓他們在應對香港相關問題時,能找得到可行的途徑。我很高興看到這些國家的政府慢慢跟隨美國的步伐,開始在著手處理香港相關的議題。
德國之聲:你認為海外游說和宣傳對維持香港的生活模式有多重要?
朱牧民:我們之所以會建立香港民主委員會,正是專門為了這種時刻。我們相信香港是一個全球性的城市,它的歷史丶命運和移交時的談判方式都是全球協議的一部分。中國當年還堅持要求讓「一國兩制」成為一個國際協議的一部份。
香港一直是一個國際城市,我認為過去缺少的是不同國家透過政治影響力和權力,讓每個國家都必須為行為承擔責任。我認為這一點對香港來說更為重要。而因為我們人在美國,所以我們可以自由的替香港發言。
那些有權力決定香港現狀和未來的人,有責任保住這一點。我們承諾確保中國政府努力履行他們的承諾,而美國政府也要履行其承諾。美國對香港人作出了承諾,我們要確認他們履行承諾。
朱牧民(Samuel Chu)是位於美國的香港民主委員會(HKDC)的總監。香港《國安法》生效後,朱牧民因涉嫌煽動分裂國家、勾結外國勢力等罪名遭港警通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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