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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原來「六四」才是共產黨的緊箍咒

2019年5月25日

台灣紀錄片導演楊力州近日帶著講述台灣傳統技藝布袋戲與父子情結的作品《紅盒子》以及一對兒女來到柏林參加台灣影展。他接受德國之聲專訪,講述《紅盒子》在台灣引發的紀錄片效應,他與中國市場的關係,以及自己帶著兒女認識真實世界的向望——包括六四事件的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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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sseur Yang Li-Chou
圖片來源: Backstage Studio

德國之聲:您是怎麼開始《紅盒子》的拍攝?透過這部片,你想傳達什麼訊息?

楊力州:我大約十幾年前看到陳錫煌師傅(編按:片中的主人翁,知名布袋戲操偶藝師)的演出,當時驚訝無比,覺得布袋戲怎麼可以如此栩栩如生。

我是看布袋戲長大的,我一直在思考,為什麼一度如此受歡迎的布袋戲會突然間消失。在拍攝《紅盒子》時,我強烈意識到原因:首先是因為娛樂選擇愈來愈多;其次是布袋戲劇碼相對過時,不再有吸引力;最後,語言的壓制也是關鍵。

布袋戲演出的語言是台語。在我成長的時代背景,學校要求學生只講國語,如果國語不標準,就會被嘲笑。當時的社會氛圍讓人感覺講台語是沒有水準的。在香港國際電影節的映後座談時,我意外發現台下觀眾關心的都是《紅盒子》中提到的語言議題,因為香港也正面臨粵語被打壓的危機。語言能將庶民文化摧毀得非常快。

我在拍片時,試圖理出政府當時打壓台語政策的蛛絲馬跡。我曾聯繫時任新聞局長、當時下令減少播放方言節目的宋楚瑜,希望他可以說明這段歷史,很可惜他拒絕了。

這部片,我一開始想拍陳錫煌師傅精湛的技藝,後來重點轉為他與父親李天祿(編按:台灣布袋戲大師)複雜的父子傳承之情。老實說,我自己愈拍愈沮喪,覺得看不見布袋戲的未來。這部紀錄片是我以最華麗的方式跟傳統說再見。

德國之聲:《紅盒子》獲得國內外高度矚目。想請您聊聊《紅盒子》目前引發的效應,您如何看待紀錄片的影響力?

楊力州:《紅盒子》2018年10月在台灣上映,12月下片,票房大約新台幣700多萬元(約人民幣155萬元),是台灣當年票房最好的紀錄片。

一般商業電影在戲院下檔後、發行DVD、上有線無線電視播放,生命周期基本就結束了。但《紅盒子》卻很不一樣,迄今仍受到官方與民間的高度關注。我今年50歲,是看布袋戲長大的一代,可能很多企業家也是同樣年齡,他們也對這項傳統技藝的消逝非常不捨,於是與我聯繫,非常積極地安排該電影至偏鄉小學播放,還有計劃為陳錫煌師傅的手做3D掃描,未來發展成VR(虛擬現實)手套。此外,我們也在著手布袋戲的雲教學。

Deutschland | Regisseur Yang Li-Chou
楊力州在柏林圖片來源: Michelle Chu

直到現在,仍有許多相關行動正在開展,這是我過去的紀錄片沒有過的現象。我都不知該如何解釋定義,暫且稱之為"紀錄片結束後的行動"。等我有空的時候,我也要把這個新發展寫出來。

德國之聲:您是第一次來德國嗎?您對德國、以及柏林的印象怎麼樣。

楊力州:這是我第二次來德國。十年前我曾經到南部,當時圖賓根大學(Eberhard Karls Universität in Tübingen)漢學系辦了台灣紀錄片影展,播放了我的五、六部作品,希望透過影片瞭解台灣社會。不過,這次是我第一次來柏林,我特別帶著我的小孩,希望他們看看這個對他們父親有重大意義的地方。

1989年那年,我20歲,當時中國爆發六四事件,蘇聯解體,柏林圍牆倒塌,一系列的事件象徵舊世界的崩毀,新價值的建立,那一年是我作為一個人很重要的一年。作為父親,我一直不想給孩子肯定的答案,希望他們自己看看這個世界真實的模樣。

其實,我也很想帶小孩去北京、去六四事件的現場,那裡也是對我具有重要符號意義的地方,我想告訴他們1989年那年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可惜我現在台胞證一直辦不下來。

德國之聲:您與您的作品去過大陸了嗎?您跟大陸電影同行的交流情況如何?如何看待大陸電影市場的發展?

楊力州:我的作品從沒有在中國正式上映。但我與北京電影學院(北電)的教授過去一直有密切交往。我幾乎每一年都會帶我的新作品去北電,以"學術研究"的名義放映。當時700個座位的場地擠進上千人,我可以感覺學生強烈的求知慾望。而且因為語言相通,無需通過翻譯就可以聊很久。

直到2016年,我帶著《我們的那時此刻》(編按:2016年發行、紀念金馬獎50周年的紀錄片,以經典電影夾雜台灣重大社會事件,回顧台灣50年歷史)過去,可能因為電影裡有提到"六四",在那之後,我就再也沒有受到北電邀請,台胞證也辦不了。這是我的猜測,我沒有證據。

老實說,把電影帶到北京前,我顧慮到片裡的台灣國歌、國旗議題可能有些敏感,事前還先讓北電教授看了一些片段。但我當時完全忘記電影裡有"六四"的片段,因為太短了,也沒事先提醒教授。等電影結束、燈一亮,教授立刻向全場學生說:剛剛看的段落不可以在微信上流傳。

我原本一直以為台灣的國旗、國號是最敏感的,當時才發現,原來"六四"才是共產黨的緊箍咒。

中國電影的崛起,對台灣勢必是個壓力。不過,紀錄片強調的是創作自由,拍攝者必須能夠站在政府的對面。以這個觀點來看,台灣的紀錄片仍有其優勢在,這是我們可以贏過對岸很大的條件。否則,不管是資金取得、市場大小,台灣都很難與其拚搏。

Filmplakat | The Moment
圖片來源: Backstage Studio

德國之聲:您是否可以告訴我們《我們的那時此刻》有關"六四"的爭議情節。您之後與中國市場就再也沒有聯繫了嗎?

楊力州:我主要想在電影裡呈現1989年爆發民運至1997年香港回歸的八年期間,香港電影創作者的觀點。當時訪問了三位香港導演:陳果、關錦鵬與陳可辛。

有關關錦鵬的片段,大約2分鐘。他提到1984年(編按:中英聯合聲明簽署時間)到1997年那十幾年,是香港人的夢魘,尤其中間還有"八九"。他並沒有對"八九"多所著墨,但他用廣東大戲"帝女花"的一段唱詞"不認不認還須認",來比喻香港與中國關係中的無奈感,我覺得很有味道。

北電事件發生後,我好一陣子沒有對岸的邀約。後來終於有一個來自廈門還是廣州的邀請。不過,在活動前一周,我收到一個文件,要求簽署"本人與本公司不是台獨"的聲明。我當時回了一封長信,大意是說,我很願意與他們坐下來好好聊聊這個議題,但我應有表達或不表達自己無論是政治或宗教信仰的自由。這個活動後來就被取消了。

我又想起了一件事:2017年李敖(編按:台灣知名歷史學家、政治評論家)還在世時,騰訊曾找我拍他的紀錄片,內容是李敖拜訪他生命中15個仇人。我們談了兩次,已經擬定了很具體的拍攝計劃。我還清楚記得那一天,與騰訊工作人員坐在重慶南路的星巴克開會,當時他們收到了一個簡訊,臉色變得有點怪,然後問我,"導演,你是不是在2016年5月20日參加蔡英文的國宴?"

我忘記他當時用什麼詞,肯定不是用"國宴"這兩個字,就是類似的意思。我當時回答:"有啊,但馬英九就任的時候,也有邀我吃飯。"總之,這個計劃因此無疾而終。半年後,李敖過世,這部紀錄片最終沒有實現。我覺得很可惜,也有點難受,為什麼會走到這種地步?

我來自普通的農村家庭,"六四"之前,我對大中國還是有點嚮往的。我還記得那年的四、五月,我在中正紀念堂聲援對岸學生,高唱龍的傳人。鎮壓的發生對我來說實在太震撼,為什麼政府可以殺死自己的人民?那一刻完全改變了我的價值觀,讓我從此對"大中國"產生很大的問號。老實說,我自己也很矛盾,我在乎台灣意識,但也迷戀古老的中國文化。

Deutschland | Taiwan Documentary Film Festival 2008 | Tübingen (The European Research Center on Contemporary Taiwan (ERCCT) )
圖片來源: The European Research Center on Contemporary Taiwan (ERCCT)

德國之聲:您目前正在進行什麼項目?觀眾可以期待什麼時候看到您的作品?

楊力州:我才剛從南極回來,我受Discovery頻道的邀請,拍攝五名台灣人的南極探險,成員包括超級馬拉松選手陳彥博、藝人宥勝等。我們沿著1911年第一個征服南極點的挪威探險家的路線,目前還沒有台灣人走過。這部紀錄片預計9月上映。

另外,我曾在高中教過兩年書,當時拍攝了七個學生。一開始只是想記錄學校生活,結果一直持續拍到現在,記錄他們從青少年、到結婚生子、離婚的人生歷程,過程中甚至有個學生因車禍過世。《紅盒子》花了我十年,但這部片更久,已經拍了25年。

這部片名暫定為《青春》,但我還不知道到底要拍到什麼時候。我時常在想,50歲的我,已經足夠成熟去詮釋這部電影嗎?

楊力州的作品《紅盒子》(Father)將於523-24日,28-29日在萊比錫Cineding戲院放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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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記者: 何蕙安(發自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