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施密特體現了聯邦德國的國理"

（德國之聲中文網）德國最重要當代史專家之一的柏林自由大學教授溫克勒（Heinrich August Winkler）日前在接受德國之聲採訪時強調，雖身為社民黨人，施密特在擔任總理期間都以"國理"為上，以此奠定了他在德國當代史上的地位。溫克勒教授在採訪中還涉及了施密特與其前任布蘭特和後任柯爾的關係、與綠黨的爭議。

德國之聲：這位第5任德國聯邦總理的身上表現出哪些社民黨人的特性？

溫克勒：出於恰當的歷史理由，赫爾穆特‧施密特將社民黨視為始終不渝捍衛德國第一個民主制政體-魏瑪共和國的唯一政黨。他有一個明確的概念，即：對真正的受難者，應承擔社會責任。他對社會公正有自己的看法，並願意讓這一看法不斷現代化。他不贊同向內的、保護主義意義上的、不惜一切代價維護社會權益的那種社會公正。他始終做好了准備，一再發問：我們關於社會公正的設想是否也能經受得起競爭壓力。

同樣，國家有必要對原則上應予肯定的企業自由提出框架性要求，對此，他也有清晰的概念。在這一點上，80年代初，他同聯合執政夥伴自民黨之間便存在分歧。當自民黨在經濟和社會政策上與社民黨日益走上衝突之路時，他在關鍵危急時刻挑明了自民黨對1982年聯合政府破裂的責任，從而為英雄式離開聯邦總理職位做了鋪墊，離職之舉反讓他贏來新的尊敬。

德國之聲：有一派觀點認為，施密特也是綠黨的不自覺的奠基人之一。您怎麼看？

溫克勒：從某種角度看，這一觀點或假設是對的，因為，綠黨在當時不僅是一個反核能政黨，而且，在本質上也是一個民族和平主義的或曰中立政黨，其立場是，只要西方是由美國來代表，則德國與西方的破裂無可避免。綠黨質疑國家暴力壟斷，視早期形式的工業化為一種歷史錯誤。

作為社民黨人，施密特只會將這樣一個綠黨視為對本黨的威脅，他也因此領導了同綠黨的激烈辯論。當然，人們完全有理由提出這樣的問題：他對核能的危險是否估計不足。不過，當時，他完全符合社民黨的傳統。社民黨曾在1959年的哥德斯貝格綱領（Godesberger Programm）中熱烈歡呼和平利用核能的可能性。由此觀之，當時的施密特完全是時代的產物。

德國之聲：1982年，施密特離開總理職位。為什麼他的重要性會被認為可與德意志帝國總理俾斯麥相比？

溫克勒：我認為，這一觀點並不符合一般人的估計。1982年，那個時代的人以為施密特的繼任赫爾穆特‧柯爾（Helmut Kohl）會丟棄前者的遺產，就像1890年以威廉二世為首的王室丟棄俾斯麥的遺產一樣，這是錯誤的看法。不，施密特後來曾說過，在安全政策和聯邦德國不受脅迫這一方針上，柯爾堅定地延續了他的遺產。

就是說，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上，施密特對其繼任者柯爾充滿敬意，並認可柯爾的歷史功績。在軍備方面，柯爾同根舍外長一道繼續遵從了作為總理的施密特直到1982年推行的路線。施密特對柯爾功績的這種認可方式也體現了他所具備的那種能力，即作出獨立、超黨派評估的能力。

德國之聲：有關施密特與其前任布蘭特之間的不和，有許多文字和討論。不久前問世的信件卻只能讓人得出另一種結論：施密特顯然非常欽佩布蘭特，並尋求與他接近。您怎麼看？

溫克勒：施密特毫無保留地對布蘭特充滿欽佩之情，兩人之間也存在明顯分歧，這兩種情況都出現過。在施密特擔任總理、布蘭特任黨主席的時代尤其是這樣。我們已談過施密特與綠黨的關係。針對綠黨，布蘭特要樂觀得多，他不排除綠黨作為未來聯合執政夥伴的可能性，願意與之合作。從長遠角度看，布蘭特是對的。不過，在當時，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施密特要務實得多。只要綠黨堅持中立立場，質疑國家擁有暴力壟斷的合法地位，當時的綠黨便無法在聯邦層面成為社民黨的夥伴。

尤其是外部安全政策成為棘手問題。布蘭特曾作出努力，只要不與自己的良心相違，就在安全政策上支持施密特。但從1980年起，布蘭特與北約雙重決定漸行漸遠的態度已非常明顯，這當然也鼓勵了眾多社民黨人公開站出來反對施密特。例如，時任薩爾州州長的拉方丹（Oskar Lafontaine）的公開攻擊就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這位社民黨人當時抨擊說，施密特雖具備履行職責和恪守紀律這樣的次等道德，但有此類道德的人也能領導一個集中營。

這樣的說法不僅深深刺傷了施密特，而且根本上也與社民黨的成員身份背道而馳。在所有這些問題上，施密特本希望能從布蘭特那裡得到更多支持。不管怎麼說，在結束總理職務後，人們從兩人間的通信中可以看出，雙方都尋求再度接近，施密特非常重視能在布蘭特生命的最後那些年裡重建兩人之間的友誼。書面的和口頭的交流證明了他們相互尊敬，這種相互尊敬超越了兩人間曾有過的分歧。

溫克勒教授被認為屬於德國當代最重要史學家。他的專項研究領域之一是德國工人運動和社民黨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