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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我不想以『在德國的華人』為題寫作」

楊光
2019年12月1日

近年來,難民、移民在德國備受關注,而日前的越南偷渡事件令人們再度聚焦該話題。德國沙米索文學獎得主劉桂瑜出生於越南最大的唐人街,三歲時與家人一起作為越南船民逃難來到德國。她與德國之聲分享了家族故事以及在德國成長的個人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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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 Du Luu Autorin des Buches Im Jahr des Affen
作家劉桂瑜(Que Du Luu)圖片來源: Thomas Siekmann

德國之聲:可否簡短介紹一下你們家的遷徙史?

劉桂瑜(Que Du Luu):我的家人在越南已經住了好幾代了。那時有很多人下南洋,很早就移民到東南亞國家居住,例如泰國、印尼、柬埔寨等國家,許多華人已經住了好幾代。我的父母都在越南出生,爺爺輩也是。我曾祖父來自華南地區,不知什麼時候去了越南,可能是因為貧窮的原因--那時很多華人由於貧窮下南洋,然後就在越南住下了。所以我們家已經在越南住了好幾代,但仍然保留著中華文化的傳統,因為那時在越南首都西貢(現在的胡志明市)有一個很大的華人社區,裡面約有一百萬華人居住,在裡面可以說華語,有華文學校、醫院等,所以在那裡居住的華人都留在自己的圈子裡面,沒有被同化為越南人。我的父母也認為自己是華人而不是越南人,儘管他們都是在越南出生長大的。因為華人總是自己扎堆,不對外通婚,所以保留了自己的特色。我父母都能說越南語,我爸爸說得比媽媽好--因為他在越南戰爭時曾入伍--兩人肯定都能說越南語,例如去市場買菜什麼的,也都說越南語。

德國之聲:那他們後來怎麼來了德國?

劉桂瑜:這需要從當時的背景說起。當時發生越南戰爭,越南分為北越和南越,北越支持共產主義,南越不支持。到1976年,南越戰敗。當北越人南下,許多南越人向外逃亡。許多船民就是這樣出現的,很多難民通過小漁船逃難。我們家也逃亡,那是在1977年初。前兩次都失敗了,第三次才成功。那次是由我媽媽組織的,她找到了一名船長,通過他找到一條漁船,我們藏身其中,首先去了新加坡,但我們不準停留在那,於是又去了泰國。在泰國的時候,我們在船上住了好幾個月,睡覺的時候回到船上,後來被送到一個海邊的難民營,住了大概一年。

難民後來被分派到其他國家,我們最初本來要去法國,因為越南以前曾是法國的殖民地,我爸爸也能說點法語,但最後沒去成。那時法國住著很多華人和越南人,例如巴黎有很多,也有唐人街。德國相較之下沒那麼多。

然後我父母被問到是否願意去德國,因為當時德國也收容一些難民。戰時,南越得到美國支持,美國人那邊的陣營在越南難民問題上也提供了幫助。西德當時沒有參戰,但提供了醫藥支持,後來也收容了一些越南難民。於是我們那時直接從泰國飛到了德國。大概是在1978年左右,於是我們就來到德國了。

德國之聲:您剛提到華人的圈子較封閉,當時華人在越南的情況是怎麼樣的?

劉桂瑜:我本人對越南沒有什麼印象了,那時我只有3歲,已經記不得了。父母和我也沒有提到很多。我知道的只是,海外華人留在自己的圈子裡,和其他族群交往不多,所以我的父母完全不認為自己是越南人。我的親戚居住在澳洲,那边也有許多華人,也都在華人的圈子裡,結婚對象也還是華人……或許其他的族群都是這樣吧,一來是感覺和自己人相處比較好。在德國這邊,則不存在這種可能,因為這邊城市裡的華人少,沒有大型的華人社區。所以我的成長過程中更多是德國式的,我只有德國朋友,基本不怎麼認識華人。我有一個中國朋友,但那是後來才認識的。我其實和華人、越南人的社群沒什麼聯繫。

德國之聲:這種經歷令人想起您《猴年》書中提到的"香蕉"。這本書算是您的半自傳嗎?

劉桂瑜:"香蕉"這個概念我之前完全沒聽過,只是有一次聽我的中國朋友提起,才第一次聽說了這個詞。"香蕉"指的是那些華人或亞洲人,他們其實已經並不那麼"亞洲",而是變"白"了。其實這麼說的話,那也可以說我是一根"香蕉"。因為我在德國上學,在這裡成長,我只有德國朋友,因為周圍沒有華人。

但不是說這本小說就是我的自傳。儘管小說裡有很多我的影子,驟眼一看有很多平行的故事,例如主角美妮是越南出生的華人,她的爸爸經營中餐館,像我父母一樣,這些是平行的情節;但許多情節,例如生日宴會什麼的,都是虛構的。

在我的前兩部小說裡也有很多平行的故事,有很多我生活的影子,但看起來不太像,因為主角是德國男孩子,但其實裡面同樣包含了許多我的故事。但我很難認同說,我的小說就是我的傳記。我相信所有寫作的人在寫作的時候都會包含很多個人的因素在裡頭。

德國之聲:作為華裔,您在德國的成長經歷是怎麼樣的?

劉桂瑜:在之前的一次朗讀會上,有一名亞洲長相的觀眾也提到,她有和書中描述的類似經歷。我成長於七、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以前的德國還沒有像今天這般文化多元。我住在一個小城裡,外國人很少,尤其是亞洲人,因此我很打眼。對於小孩來說,那段時期很艱難。今天不同了,現在人們知道文化的多元性,有很多外來移民、長相各異。但那時候,對於作為小孩的我來說很不容易,因為小朋友見到外表長得不一樣的人就認為是不好。我在幼兒園和學校裡有很好的朋友,但當我獨自走在街上的時候,見到其他小朋友,他們總是侮辱我,對我說Ching Chang Chong (註:對華人/亞洲人的歧視語)。從理性角度講,我們可以說這是種族歧視、是排外,但小朋友並不能明白。

那個時期對我來說很艱難,因為我並不覺得自己有什麼不同。那時候,我天天照鏡子自問。我感覺自己是德國人,但得到的卻是來自外界的謾罵,儘管我並沒有做壞事。大人總是問我什麼時候回去自己的家鄉,說你不屬於這裡。從周圍的環境、從社會,我總感覺到自己置身在這裡並不正確。近幾年來,社會變得更寬容,不同長相的人也可以是德國人了--但我那時,別人都跟我說,我不可能是德國人,讓我去照照鏡子看--所以那時對於我來說非常艱難,因為我自己的感受和別人眼中的自己並不一致。

德國之聲:您現在的感受如何?走出這種不好的感覺了嗎?

劉桂瑜:對,現在的社會風氣變了。如果因為長相而對某人說他不可能是德國人的話,這是政治不正確的。現在的德國社會,德國人有不同的長相,這是很平常的事。打開電視,看看報紙,很多主持人也有著不同的外表,社會變化很大。

但我覺得,這種孩童時代的經歷對我造成的影響,並不是這麼容易就可以擺脫。就算是成年以後,當我在街上見到迎面走來一大群孩子,我仍會感到不安,因為在我小時候曾有過這樣的經歷:街上迎面走來了很多孩子,他們對我謾罵,那種感覺和遇見單個孩子不一樣--成群的孩子的反應更加強烈。所以直到現在,一些感覺還保留至今。幸好現在社會已經很不同了,他們現在應該不會再經歷這樣的謾罵了吧。

德國之聲:您似乎寫了很多青少年的小說?

劉桂瑜:我寫了三部小說,但不都是青少年小說。第三部小說《猴年》由青少年出版社出版,所以被分到此類。另外兩部小說的主角也是青少年,但被歸類為成人小說。第二部小說的主角是一名16歲的男孩。

但我覺得這樣的分類並不合適。許多成年人不看青少年的小說,我覺得不能這樣明顯地進行區分。我曾和年逾七十的讀者進行過交流,他們非常喜歡這部小說。我甚至可以說,成人比青少年讀者更喜歡這本書,也能讀懂更多。青少年讀者、少女讀者,她們更喜歡看愛情故事,而不太關注這類題材。成人讀者更關注身份的主題,關注主角美妮所經受的困境,也對她的問題有更多的理解。我感覺青少年讀者對主人公的境遇的理解不如成人讀者。《猴年》這本小說,這本書的主題是身份。有評論認為這是一本寫給青少年的小說,關於對身份的探尋。但我覺得,青少年有其他的問題,而對自己身份進行思考的更多是成年人。很多人說這本書對成年人的吸引力比對青少年更大。

《可能我什麼都想要》是我的第二部小說。我的前兩部小說也是關於身份的,但不是移民身份,而是關注一個問題:"我是誰?"我的前兩本小說講述的是不一樣的故事,但原則上講,中心問題都是一樣的,都關於主角尋找自我。

德國之聲:您為何想寫《猴年》?圖書的主題是"身份"?

劉桂瑜:對,我的三本小說的主題都是"身份"。在完成第二本小說之後,我開始考慮第三本的創作,但不知道該寫什麼。我從沒想過要寫"在德國的華人"或"在德國的難民"之類的題材,因為我之前常常對自己說,如果我寫這類題目,寫他人眼中的我,那麼我就會被過度矮化成這個樣子。但我認為,每個人都有若干不同的主題。曾有人很早就跟我說應該寫寫我的移民背景,但我覺得千萬不能寫。

在完成第二本小說之後,我的圖書經紀讓我寫越南戰爭相關的題目,但我對這個題目知之甚少。於是他提議我寫在德國的成長經歷。移民必然受到和德國人不一樣的對待,這為對社會的觀察提供一種不同的角度,我覺得也可以。於是我坐下來,嘗試往這個方面寫。

我其實也不知道該寫些什麼,我只知道故事發生在中餐館,其他的情節隨之發生。我屬於直覺寫作型的作者,也就是說,在我開始寫作時,自己並不清楚會寫出來什麼,沒有預設的概念,而是由故事自行發展,內容隨著寫作鋪展開來。

德國之聲:您甚至避免去寫作這個題目?這點倒是很有趣。於此同時,您的三本小說的中心卻又都圍繞著身份認同的問題。

劉桂瑜:這些我在落筆前都沒有想到。像我的第一本小說,許多書評都認為是反復的自我探尋、尋找自我。但我剛才也提到,我是靠直覺寫作的,我之前並不知道將會寫什麼。而第二本小說,許多書評也提到主角的自我探尋,尋找內在的故鄉。到了第三本小說也是一樣。這其實並非我故意為之。所以我也不禁要問自己,到底是不是所有小說,不論是偵探小說還是愛情小說,其實都是尋找自我的故事?因為對於一個長故事來說,例如小說,主角到最後總是變得跟起初時不一樣,都有一個認識自我的過程,都有變化發展。尋找身份的主題,我自己並沒有預設,而只是在寫完之後的某個時間,突然發覺我的小說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寫這個主題。

在前兩本小說,我都是從一句話開始寫起,從一句話發展成一部小說,開始寫的時候並不知道將寫成什麼。寫第一部小說的時候,我大致知道寫的是精神病院裡的故事,我曾在那裡工作過。寫第二本小說的時候不知道該寫什麼,只是想到了第一句,然後接著寫,開始的時候不知道後面會怎樣發展,有哪些角色出現,故事將會怎樣發展、怎麼結尾。

德國之聲:您為什麼想寫作呢?

劉桂瑜:這個問題問得好。我寫作開始得比較晚。其他人一般早年就開始了,而我則是快30歲時才開始。我之前做過其他工作,然後才去上大學。我學習的專業是日耳曼文學和哲學,但 不是師范方向。有一天,我坐在大學校園裡,問自己以後究竟想從事什麼工作--一般來說,這個問題應該在上大學之前提出,但我問得比較晚--我不想做老師,不想留在高校,不想去出版社,於是突然想起,我其實一直都想成為作家。在那之前,我其實並沒有正式寫過什麼,只有些詩歌和短故事之類。記得在小學的時候,我曾經寫過一些滑稽的故事。問題是,在德語課中並不強調發揮創意,而只是對一些作家作品進行分析和演繹。而寫作的慾望畢竟一直潛伏在身體裡,於是我決定開始寫作。

於是我從短故事開始,很快寫就了我的第一本長篇小說。然後很幸運地,儘管有很多人也想出版圖書,但我的第一個長篇被知名的出版社接受了,而且獲得了著名的德國文學獎"沙米索獎"以及羅伯特‧博世基金會的獎勵。而這也令我得以作為作家繼續生活,不僅有圖書銷售作為收入,而且還能通過朗讀會、寫作工作坊及獎金等得到支持。然後我完成了我的大學學習,繼續以作家的身份工作。

當我沉浸在故事裡的時候,我能感受到樂趣,而且在寫作之中更深地認識了自己。像剛才所說,我通過直覺來寫作,根本不作考慮,任由故事從筆下寫出,因而也瞭解到自己身體裡究竟隱藏著什麼。這令我感到快樂,也瞭解到很多內在的真相。許多情節都是杜撰出來的,而非個人自傳,但其中仍隱藏了許多真實。

Buchcover Im Jahr des Affen von Que Du Luu
劉桂瑜的第三本小說《猴年》(Im Jahr des Affen)圖片來源: Königskinder Verlag

德國之聲:難民或逃亡的經歷對您有沒有什麼影響?

劉桂瑜:我那時還很小,記得不多了。在我剛到德國來的時候,還有兩個場景留在我的腦海裡:記得在黑暗中,上下搖晃,喝了不少水;還有就是和我的媽媽、妹妹和一個陌生的女人在監獄中。我不知道這代表什麼。在寫完《猴年》之後,我才想起了為什麼我總還記得這兩幕:其中一幕是在逃亡的船上,船在風暴中被拉扯;另一幕是在新加坡。這些場景我也寫進了書中。

但從另一方面說,並不是逃亡的經歷本身對我的人生造成了什麼影響,而更多的是一切要從頭開始。我的父母來到這裡變得離群索居,但華人喜歡與大家族一起生活,有很多親朋戚友。在這點上,我的父母當然就變得很孤立了。我爸爸之前有十個兄弟姐妹,媽媽有五個,另外還有很多親戚朋友。來到德國之後突然就完全不同了。對我父母來說,這很不容易。他們不會說德語。儘管有語言班,但短暫上課之後要去工作,冬天黑夜很長,不像在越南。常言道:"從零開始",但對難民來說,人需要從零下開始,這點我贊同。人無法從親友處得到幫助,語言、文化又不一樣,需要從負數開始新生活。這點影響了我,而不僅僅是船上漂流的經歷。

劉桂瑜三部小說簡介:

第一本小說《完全報廢》(Totalschaden):主角帕特裡克是一名24歲的法律系學生,他的母親患有精神病,兩母子十年來沒見過面,因為她曾引發一次車禍,導致他父親的死亡,而她之後一直住在精神病院。主角斷絕了和她的所有聯繫,不想再和她有什麼關係。十年之後,他卻再次和與她走近。這是一個關於過去的故事,人無法拒絕自己的家人。

 

第二本小說《可能我什麼都想要》(Vielleicht will ich alles):主角阿迪是一名16歲的德國男孩。他的父母每天都吵架,他默默忍受著,走上街頭,希望尋找心靈的故鄉。這是一個尋找安全感的故事,他在生命中終於找到了立足之地,可以將自己積極地投入進去。

 

第三本小說《猴年》(Im Jahr des Affen):主角是一名16歲的華裔少女,她在越南出生,隨家人逃難來到了德國,爸爸經營中餐館。她像一般的德國人那樣成長,但她爸爸突發心肌梗塞,迫使她到餐館幫忙,於是與餐廳的員工走近了一些。遠在澳洲的吴叔叔過來拜訪,他批評美妮不像華人。書中提到了越南的過往,越南戰爭及中華文化的內容。美妮曾因為被視作華人而感到困惑,但最終與自己達成了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