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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人權民主法改寫美中港關係?

Phoebe Kong 發自香港
2019年9月11日

美國國會剛剛復會,新會期的焦點之一是《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被視香港示威運動的外交戰場。這個獲得參眾議員跨黨派支持的法案,對香港局勢會有何深遠影響?如何左右中美和兩岸關係互動?德國之聲專訪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榮譽講師袁彌昌,分析箇中關聯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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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kong Proteste mit US-Flaggen
9月8日,成千上萬香港民眾上街遊行,呼籲美國國會復會後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圖片來源: Reuters/Tyrone Siu

(德國之聲中文網)《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原文本在今年6月提出,內容要求美國政府每年檢視香港自治情況和獨立關稅區等特殊待遇。更矚目的是,會制裁打壓香港自由人權的官員和人士,凍結他們的美國資產,以及保障因非暴力抗爭被捕的人士不會被拒發簽證。

德國之聲:與1992制定的《香港政策法》相比,新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在定位上有何明顯不同?

袁彌昌:實質意義上,這已經算是對《香港政策法》的一種修改或加強版。在逃犯條例風波之前,不同國會委員會的報告都提出,應該要檢視《香港政策法》,但最後都是雷聲大雨點小,不了了之。可見要美國取消香港的獨立關稅區和政策法,是很難的決定。

有了新的法案,好處是容易中間落墨,美國不需要每次都用「核彈選項」取消《香港政策法》。法案提供更多彈性和中間選項給總統和國會,可以辨認損害香港人權民主狀況的人,針對性作出制裁和懲罰。

德國之聲:這部法案提及多項懲罰措施,你認為哪一項有較大影響力?

袁彌昌:對相關官員和人士的制裁。即使屆時要真實實施制裁可能要很長時間,但在討論和蘊釀報告的過程中,會對相關官員有威懾作用。這就是現在中國外交部和港府如此忌諱法案的主要原因,因為始終官員是會「上身」的。此外,雖然懲罰措施表面上是凍結官員在美資產,但是實際上也會令相關的國際資金流動受到很大影響。

Hongkong Proteste mit US-Flaggen
圖片來源: AFP/V. Prakash

德國之聲:國會通過法案的機會有多大?

袁彌昌:我們都覺得法案通過機會很大。回顧2014年雨傘運動,即使其國際關注度已經很高,但當時沒有中美貿易戰和新冷戰的大背景,所以最後法案都是不了了之。可是這次可謂比較「幸運」,當今時局有上述的背景,遇上經常出手的川普,而且明年是美國總統大選,可以說是配合了天時地利人和。

德國之聲:你預計需時多久審議?通過時機有何考慮?

袁彌昌:根據議事程序,草案要首先由外交事務、司法和金融服務等相關委員會討論,再提交報告予大會進行審議。一般議案平均需要200天審議,但現在參眾兩院議員都同意優先推動《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我個人認為從國際關係和兩岸政治來看,美國國會應會趕在台灣大選前通過,有一石二鳥的作用。美國希望民進黨勝選,此法案始終對台灣民主和綠營來說是很大鼓舞。我與他們接觸也瞭解到,他們很擔心大陸持續增加對香港的影響,對台灣前途也很不利,他們會視法案為一種對蔡英文的支持。

德國之聲:對比以往香港經歷的重大政治事件,美國現今的角色有何改變?這些轉變如何影響未來政局?

袁彌昌:逃犯條例風波跟以往事件的最大分別是,美歐可以很名正言順地向港府和中央說不。《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一旦通過,令美國由被動的位置變為可以更主動地出牌。從前美國只有《香港政策法》,某程度上只有「否決權」,如果港府真的做得很離譜就取消你的特殊待遇資格。

但新法案令美國在實質意義上對香港事務有控制權,而且可以多次使用,不像政策法般,一旦取消就沒有第二次機會。所以可以大膽地說,新法案令香港事務在實質意義上,不可以再視為單純的中國內政,因為美國已有某種控制權。例如法案寫道,如果日後基本法23條立法違反《中英聯合聲明》或人權民主價值,美國也可以懲罰相關人士。換言之,未來無論23條或政改普選也好,美國因素都會揮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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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川普曾經把香港示威與中美貿易談判掛勾。圖片來源: Reuters/K. Lamarque

德國之聲:北京和港府還有沒有任何迴旋空間阻止法案通過?中美貿易談判還是不是籌碼?

袁彌昌:正常來說當局應該游說美國國會議員別通過法案,但在今天來說這可能性不大,因為美國總統大選明年舉行,兩黨急需打中國牌得分。我們觀察到,一開始支持法案的議員不多,但到了8月底至9月初,突然很多人加入,每個人都想借這個法案爭取分數。

其次,如果中方和港府想川普否決法案,機會也很小。本來中國都認為可以借貿易戰,換取美國漠視香港事務,中美雙方都有意把香港當作籌碼。所以外界看上來,特朗著在8月初的舉動好像很奇怪,想「賣走香港」似的。我認為轉捩點是川普惹來多方炮轟,連共和黨黨友及國家安全顧問都反對他對香港事務撒手不管,所以在8月中以後各方已重新組成聯合陣線。經此一役,川普未來否決《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機會很小,加上他明年要選舉,也要考慮如何向選民交代。

德國之聲:你預計中國和香港當局會如何應對新法案?

袁彌昌:法案可能進一步刺激中國的反應,影響它的對港方針。至於香港政府只可以一方面抗議,另一方面貶低法案的重要性,這是他們的一貫做法,就是希望改變市民的觀感。但我認為想在這次事件中成功扭轉民意,機會很微。

德國之聲:我們在現場採訪也觀察到,這次運動尋求外國聲援的呼聲較以往高,為何民間會出現這種情緒?

袁彌昌:我認為這是對北京和習近平「全面管治權」的一個反應。自從他在2014年提出中央對港「全面管治權」的概念,隨後政改引發了雨傘運動,但當時市民都不知道原來「全面管治權」等於香港和國家緊密融合,以貫徹他的個人意志。所以到了今天,大家都意識到在「全面管治權」之下,如果不尋求某些外力制衡,其實沒其他辦法。這次運動背後的主題是,如果北京一直維持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那麼所有社會不公、分配不公、政治不公都會持久存在,所以驅使民眾轉移向外國尋求政治解決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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