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評論：香港革命-黑衫、口罩和錫安

（德國之聲中文網）2019年9月10日晚間，香港大球場的足球世界盃外圍賽香港對伊朗開球前，在場的14000名觀眾齊聲高唱"願榮光歸香港"。一時間，這首幾天前才誕生的歌曲傳唱全港，儼然成為香港特區的"區歌"，也標誌著過去三個月的"反送中運動"已經成熟，自我賦予了新的生命力，有望在更長遠的未來繼續並且轉型為香港民眾持久的抗爭運動。

更有意義的，由於港中當局一直拒絕尋求通過對話等政治解決方式來回應香港市民需求，一味濫用警察暴力和鎮壓手段，迄今為止已經逮捕超過1100抗議者，香港反送中運動則在"無領導"樣式的社會運動模式下自發演化，從6月初到現在幾乎每個周末的抗議活動都發生著微妙和持續的變化。雖然這場運動迄今為止仍然是一場被運動參加者自我限定為有限目標和有限行動的抗議，但是香港當下發生的一切都越來越接近一場革命。

然而，除了北京政府擔心抗議正在發展成一場越來越接近顏色革命的集體叛亂之外，全世界的媒體和政客們可能很少有人意識到香港革命的發生。他們當中的大多數，儘管同情香港民眾的民主抗爭，但也不同程度得受到中國政府抹黑宣傳的影響，相信香港的和平抗議已經暴力化，偏離了他們腦中一個非暴力民主運動的理想模式。香港民眾的民主運動因此面臨著被國際綏靖主義孤立的危險，近十年以來國際民主的衰落也因此可能錯失一個可能重新振奮的契機。

其中，最為爭議的，莫過於此次香港抗爭運動中出現的三個標誌性現象：街頭"勇武隊"的激進主義、普遍的口罩&面具、以及貼邊大街小巷的運動標語"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確實很容易被外界誤解，也被中國官方污名化為暴力化和"港獨"主義的分裂運動。但是，只要稍微瞭解香港自開埠以來的殖民主義歷史、1997"回歸"之後大陸政權在港實行的新殖民主義統治、以及更重要的香港民眾自2003年以後本土意識的興起，就能從中發現這些最有爭議的運動符號恰恰反映了香港市民在反送中運動中的空前團結、巨大參與規模、和新的認同政治。這些關鍵的結構性變化，正在推動香港的市民抗爭從最初為捍衛自由的反送中運動轉型為爭取"普選權"的民主化運動，而且以和平革命的方式發生，也就是香港革命。

首先，以全身黑衣黑褲、頭戴安全盔、臉戴防毒面具為特徵的街頭"勇武隊"，大概是此次香港反送中運動中貫穿始終、最為引人注目的一支抗議隊伍，也被香港警方指為所謂暴亂的群體，被稱採取了街頭暴力。理論上，這支被警方估計規模約為兩千人的行動群體，主要由20-30歲的青年組成，成員來源廣泛，其中大部有著參加2014年"佔中運動"的經驗，代表著整個運動當中最為激進的部分。但是，這一激進只是基於他們的直接行動--在每周末例行的大規模遊行抗議之外，臨時性地自發集結在有爭議的警署、社區和特定公共空間，並且採取涂鴉、抗議、包圍和其他直接行動，例如6月12日晚間進入香港立法會議事大廳、以及在元朗、北角等社區和當地反運動土著發生直接的肢體衝突等。涉及衝突的行動並不多見，進入立法會大廳時僅僅損壞了入口玻璃門，與反運動土著發生糾紛時以赤手空拳面對土著的棍棒。大部分時間裡，他們也僅是以赤手空拳與全副武裝的鎮暴警察對峙，所有可辨別的裝備均是自衛性護具，行動中會現場尋找垃圾箱、拒馬等組裝成隔離設備。從其黑色標誌性外表來看，顯然模仿自歐洲反全球化的ATTAC運動，而直接行動則沒有砸毀ATM、臨街店面玻璃櫥窗等歐洲社運中常見的暴力行為，烈度很低。

這一群體雖然飽受港中當局指責和污名化，特別是作為香港民眾抗議運動整體暴力化的代表或證據。但是"絕不割席"的暗語卻在"願榮光歸香港"這首歌傳唱之前，從 "6.12"勇武青年衝擊立法會之後，一直在香港民眾間傳播。勇武青年在街頭總是能夠得到普通市民的支持、幫助和掩護，從地鐵站售票機上市民特意放置的零錢，到佔領機場行動期間大批私家車前往幫助等等，更有許多普通市民和社工冒著生命危險，屢屢站在警察槍口和車輛前，挺身斥責警察濫施暴力，阻擋他們對勇武青年的射擊和追趕。更重要的，反送中運動的主旨口號"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即產生於 "6.12"勇武青年衝擊立法會之後，而且，這一口號本身即具團結意義：這五個訴求依次為反對惡法、要求為所謂"6.12暴亂"正名、釋放被捕抗議者、約束警察暴力、以及要求雙普選等，兼顧了香港社會不同群體的訴求，也兼顧了短期目標和長期目標，運動訴求從捍衛自由到追求民主，特別是在運動性質向民主化運動的轉型高度肯定了勇武青年的直接行動。這一口號貫穿過去三個月香港民眾每次抗議的遊行和集會，讓所有香港市民和全世界都看到了一個超越階級和族群差異的大團結。這或許是此次香港反送中運動最為成功的地方，香港民眾以"不割席"的相互鼓勵和每次遊行集會均穿黑衫的方式，顯示著空前的全民團結，正是運動的力量所在。

其次，類似的，這次香港民眾的抗爭運動還有一個符號--口罩和面具，不僅勇武青年佩戴用以抵禦催淚劑，還遍及幾乎所有和平抗議的參加者，包括下班時間參與抗議的公務員和著名藝人、以及中學生群體，用於防範人臉識別。這一點區別開世界範圍的類似抗議，也因此引發許多懷疑，有人甚至將之比做恐怖分子的面具，將香港民眾用於自我保護的口罩面具視同某種形式的暴力。雖然香港也偶有抗議組織者號召舉行無口罩集會，中國官方媒體也屢屢以此做文章，但是並不妨礙戴著口罩和面具的面孔進入到"願榮光歸香港"的MV當中，成為香港反送中運動的一個標誌。

理論上，這代表著香港反送中運動作為一場無領導的運動(leaderless movement)同時也是一場無面孔的運動(faceless movement)，呈現出世界範圍鮮有先例的大規模的集體性的市民激進主義。它的起因，和香港警方濫用催淚武器有關，是香港特首林鄭月娥迴避政治解決途徑、單一依賴警察管制的結果，她似乎有意將運動焦點轉移為警民衝突，通過鎮壓製造恐怖，從而迫使普通和平抗議者也傚法勇武青年戴上口罩以防範人臉甄別和監控。不過，普通市民傚法ATTAC或本地勇武青年在採取直接行動前戴上口罩和面具參加和平遊行和集會，卻不僅在於表達與穿黑衫、"不割席"類似的團結意識，更是出於和勇武青年們類似的恐懼。當筆者第一次加入周末的一次例行抗議隊伍時，就不斷收到周圍人的提醒，要戴上口罩或者面具；而放眼過去，數萬著黑衫的市民也大多戴著口罩或面具，他們與勇武青年以及媒體記者的唯一區別只是沒有佩戴頭盔。基於對港中當局的恐懼和對法治的信心缺失是這些普通市民佩戴口罩的共同原因。

這種恐懼心態，在中文語境裡被稱作"驚弓之鳥"。相較被捕入獄的風險，他們更擔心警察當局會利用街頭監控系統獲得的影片或者照相資料進行人臉甄別後威脅他們的僱主，而可能喪失工作或者連累家人。對任何一位香港市民來說，這部法例所帶來的對香港居民的人身威脅和對香港自由的根本破壞，是與每一個人的切身利益有著巨大相關，才驅使他們義無反顧加入反送中抗議、以必死之心"為了下一代"。他們因為恐懼而加入抗議，因為恐懼而團結，也因為恐懼而形成強烈的認同，超越階級和族群，並且僅僅使用簡單的口罩和面具，就完成了從和平抗議向集體激進主義的轉變。

效果上，因為大規模口罩和面具所代表的集體激進主義，香港民眾的反送中運動很容易被中國政權和內地公眾理解為大規模的"港獨運動"或者"顏色革命"。不過，激進主義背後的恐懼，不僅因為近年來中國安全部門在香港肆意逮捕、綁架商人所造成的恐怖，更直接和習近平上台後對內地公民社會和言論自由的鎮壓、特別是2018年初的強行修憲有關，內地幾乎每一次對NGO、勞工組織、知識分子和民主人士的鎮壓和抓捕都能見諸香港報章媒體，並且伴隨香港公民團體的街頭抗議，提醒著普通市民內地政權的性質變化。然後，《送中條例》和港中當局在抗議運動中的鎮壓和傲慢，最後喚醒了他們對北京共產主義政權在過去七十年甚至更為久遠的歷史記憶和恐懼感，這是香港意識和歷史的一部分，後者反映在此次香港反送中運動最終出現的、最為政治性、也最有爭議性的口號"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中。

香港意識的起源就和香港的歷史一樣複雜，但是總體上自開埠以來香港就如古羅馬一般作為避難所發展起來，接納著內地從太平天國失敗者到東南亞的民族主義者、從1927年的共產黨人到抗戰時期的左翼知識分子、從內戰的逃亡者到1949年後幾波躲避共產政權的逃難者、從越南華裔難民到1989年的民主運動逃亡者，這些逃亡者或者充實了香港的勞動力，或者為這個昔日漁村帶來了豐富的文化動力，聯同英國管治下的可貴自由匯聚成所謂"香港精神"。尤其在1949年後的大部分時間裡，香港人的本土意識是在既不認同偏居台灣的國民黨的民族主義、也不認同北方中共政權的共產主義背景下發展起來。近年的研究還表明，甚至對知識分子影響甚大的左翼思想也是在冷戰時期駐港CIA機構扶持發展起來，如同同時期在歐洲進行的文化冷戰，不僅始終與中共或者中共在港力量保持著距離，也在回歸之後轉向對本土意識和本土運動的支持。而1997回歸之後的本土意識，則是隨著2003年中產階級上街抗議特首董建華再次復甦，歷經其後多次小型社運而逐漸成型，最終進入到反送中運動，演變為解放意義而非獨立意義的光復香港。

而且，這一光復香港的口號是如此激動人心，因為通過三個多月的激進抗爭，以五大訴求所包含的自由、民主化、市民團結和責任政治等系統化的強調，把一個相對模糊的"獅子山下"的香港精神革命化了，塑造為一個新的市民宗教，或者城邦政治。光復在這裡，是對只有國家主權意義的＂回歸＂的超越，也是對回歸以來新舊殖民主義統治的反抗，代表著香港人民的主體選擇。只不過，這一進程沒有類似美國黑人民權運動中可見的領袖，如同無領導的運動本身，或者每個人都可能真正因信稱義而做出選擇的沒有路德或加爾文的新教運動。但是，以反對迫害、捍衛自由、追求民主為目標、以黑衫口罩面具為符號的大規模市民激進主義的興起，卻很符合一個新的世俗宗教誕生之初的狂熱，或者一個新的城邦共和的主體性參與。並且，隨著香港民眾抗爭的傳播，隨著香港抗爭代言人如黃之鋒、何韻詩等人到各地的游說，隨著世界範圍華人世界聽到香港人民的歌唱，香港正在成為華人世界所有嚮往自由和民主的人士心目中的聖地或錫安。而這個錫安，則是建立在整個離散華人世界所缺乏的現代公民社會和自由主義制度基礎上， 喚醒了離散的華人民族長久以來對香港曾經在民族主義革命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的記憶，正在吸引他們認真思考華人社會未來的民主可能和道路。

在這意義上，歷經三個多月的抗爭，香港民眾的抗爭雖然因為林鄭特首做出"撤回"條例的微小讓步而暫時緩和，但這卻代表著過去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民主化運動發展的一大步，僅次於1980年代末以來的台灣民主化轉型。其結果，在城邦政治的外部，香港的民主化運動至少重新開闢了港台的共同紐帶，從而根本改變了中港台三角關係和南海地緣政治格局，也勢必對全球的離散華人社會產生深遠影響，那或許也將構成當下香港革命的一部分，並且深化下去。

願榮光歸香港。

白信為政治學博士、北京獨立政治觀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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