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評論：歐盟的多層次中國戰略與中歐投資協議之命運

（德國之聲中文網）雖然歐盟與美國都採取多層次中國戰略，但是美國的原則是：中國越在各種政策包括人權政策上違背基本的普世價值，美國就越要堵住對可能幫助中國軍事和高精尖技術強大的各條渠道。而歐盟的多層次戰略則沒有這樣的十分明確的思維。

歐盟在制裁前的考量是基於下面幾個方面。

首先，歐盟在拜登政府的聯絡下，確實也想重新協助美國恢復以前那樣的全球民主聯盟。這樣，就產生了三月的一個協調好的對華制裁行動。

其次， 歐盟只打算將通過此制裁傳送給中方一個訊息，即人權是無國界的。但歐盟並不想因此事而影響其他本已設計好的議程的進行，譬如中歐投資協議的審核批准。 所以，歐盟僅僅是對中國新疆地區的四個官員、一個安全機構進行了制裁，有意避開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陳全國。總體來說，歐盟此舉，根本上是象徵性的，是想讓中國適應一下的歐盟的三個層次中國政策。

應該說，歐盟在第二次成員國擴大之後，很少在中國問題上有「一個一致的聲音」。而這次，按官方說法，歐盟成員國一致同意對中國進行制裁，也算難得。然而，即便這樣，匈牙利外長在事後便公開抨擊歐盟，中國的官方當然最喜歡看這種好戲了。

令歐盟吃驚的是中方在這次反制裁中，採取了「你打我一拳，我回你三拳」的做法。不僅制裁了歐洲議員以及成員國的議員，同時也制裁了歐洲的機構本身。甚至還把歐洲的研究機構以及學者也被拿來做「祭品」。

習近平的考量

以習近平為領導的中國政府如此雙倍「反擊「的動機，不僅是出於政治的，同時也是對經濟各方面的考量。

首先， 習近平與在新疆當黨委書記的陳全國的關係不一般。後者是在習的委託下，處理新疆的「三種勢力」問題的。中央對此大力撥款支持 （中央財政每年對新疆轉移支付近4000億元，全國19個省市每年投入援疆資金150多億元）。陳全國自2016年 從西藏調到新疆當一把手後，自稱把新疆變成了「中國最成功的人權故事之一」（陳全國語），並正準備向全國推廣。正由於他「治疆有功」，陳全國成了習的重要親信，2017年10月25日，在中共十九大上，陳全國進入中共權力核心圈，成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明年二十大他晉升政治局常委也可謂十拿九穩。而歐盟如此制裁，把新疆的實驗看成是嚴重違反人權的罪行，在習的眼裡就等於否定他一手扶起來的傑作，這當然激怒了這位最高領袖。

習被激怒另一個原因是，習在去年年底還在歡呼跟歐盟簽訂了「歐中投資協議」——這被中方看成是一個歐盟在中國的「引導下」，跟美國脫軌的親華之舉。 當然，中方為此也咬了咬牙，做出了讓步。習近平當然無法理解歐盟的多層次的中國戰略。相反，習堅信，歐盟太需要像中國那麼大的市場，至於疫情更強化了許多企業對中國的依賴。中方的邏輯是，既然你們的企業有求與我，那歐盟肯定會採取親華的政策。而正是按照這種思維來宣傳習近平外交思想的成功的。而當今的歐洲的制裁等於給習在黨內下不了台階。 「既然你開始砸了，我砸的就比你更厲害」。

中國反制裁的餘音

那麼，中國在對歐盟「雙倍制裁」時，肯定考慮過經濟後果這些事，比如說，反制裁很可能會使歷經七年艱難談判的《歐中投資協議》前景未卜。但中方的觀察是：德國等工業國實際上比中國還著急將《歐中投資協議》早日通過。須知，該協議規定，就是一旦協議通過，外國企業在中國就可以脫離合資企業的魔圈，自己控股和以獨資企業存在。在上海的大眾汽車廠表示，如果投資協議能夠獲得迅速批准，大眾可能會拿出數十億歐元在上海新建一座電動汽車工廠，該工廠將與特斯拉在上海的基地相媲美。而另一方面， 那些原來跟大眾、寶馬、賓士合資的中方企業，正苦苦說服中國政府保持現狀或給它們一個緩沖期，因為正是依靠著合資才能在市場上仗有優勢，才能不斷汲取對方的技術。 而現在，如果該協議批准程序一旦耽擱，且不正中華企的下懷？

當然，習近平的加倍制裁的重要原因還是在於認定西方國家在走下坡路，而中國則在不久的將來就是世界第一。這種傲慢最明顯地體現在所謂戰狼外交的升級版。而這種升級是在去年還沒有出現的。如果說，去年的戰狼外交僅僅是在意識形態的表層的話，那麼現在的戰狼外交就涉及到在意識形態的內核。所謂表層化，只是輿論上鋪天蓋地攻擊，而並沒有改變中國以外的外部環境的企圖，如果是，那也大多侷限在對海外的中文印刷媒體的影響。 而內核型的意識形態的進攻，就更涉及到對西方國家的學界、法律界的干涉，以至於產生一種對有關人士的威嚇以及直接專業運行的破壞作用。 對德國的中國問題的智庫Merics便是如此。在英國埃塞克斯園大律師事務所（Essex Court Chambers），由於中方的制裁，導致多人辭職，對該事務所沉重打擊。中國發出的訊號是明確的：如果你要在你們自己國家做學問、開法律事務所，不得與中國的利益有衝突，多樣化、言論自由原則在這裡行不通。 否則，後果嚴重。

這種意識形態內核型的攻擊，在中方向歐盟制裁後，也擴展到經濟領域。 比如說抵制H&M。這次舉國上下的抵制運動，與以前的抵制日本貨韓國電器或者家樂福不同，因為抵制它們就是縮小或者取締它們在中國國內的市場。 而H&M以及Nike等品牌，一部分市場在國內，但也有相當量的產品是銷往西方消費者那裡。「良好棉花發展協會」（Better Cotton Initiative）也正是在這裡起著一個所謂道德標準的作用。為了製造與擁有二千多企業作為會員的「良好棉花發展協會」不同的標準，中國自己成立了一個名叫」未來棉花「的協會，準備與之對抗。

中國在反制裁後的抵制H&M等一系列運動導致了兩種現象出現：一是所謂的在中國外企的「一國兩制」，即在中國保持低調，並定期向北京鞠躬禮拜。像「良好棉花發展協會」的網站，為了避免更多的麻煩，刪走了去年的新疆有「強迫勞動」的報導和抵制新疆棉花的聲明。儘管其總部依然以其的社會責任性來處理事務。但這種作法在中國是否能持久，是個大問號。 二是本來外部市場的地位重於中國市場的外資企業，在目睹那些抵制H&M的事件後，使它們不得不重新審視對中國商業環境，不得不考慮轉移產業鏈的問題。事實上，許多西方企業就因此而推遲了在中國的擴張計劃。並已有少數企業正為此將部分生產轉移到其他國家。

尋找「體面的降溫辦法」

應該說，歐盟和中國的相互制裁，已經造成很大的創傷。雙方發出的制裁的炮彈，收回已經不可能。雙方只能由時間來治癒這個傷口了。由於雙方都需要各方，但必須尋找一個體面的出路，而歐盟並不想放棄多層次的中國政策。而實際發展又是如何？

四月七日梅克爾與習近平在制裁兩個禮拜後通了電話。德國看來也許能在「尋找體面的出路」中起相當的作用。 因為中國給予德國特別是梅克爾的莫大的希望。在中國政治精英看來，德法的反美心態早已形成態勢，而中國不想正面與歐盟尋找突破，因為習近平並不以為歐盟是成熟的機構。 正因如此， 習讓梅克爾傳達的訊息是：在中歐關係面臨「各種挑戰」之際，希望歐盟能夠「獨立」做出正確判斷。因為習固執地認為是歐盟「順從」了美國的「干擾」，從而參與了這次制裁集體行動。  

自然，電話溝通本身說明了雙方顯然是希望中歐關係不要繼續惡化，但是否真的如此發展，還得看各方面的條件是否存在。換言之，習也許可以跟歐盟交惡，但絕對不能失去德國，德國則是中國在西方世界裡沒幾個能夠在技術轉移上作重要貢獻的國家之一。而對後者來說，中國已是連續5年德國全球的最大貿易夥伴。中德之間究竟在治理創傷方面能做什麼，這還得等到於4月下旬舉行的中德政府級磋商會後才能見曉。2011年開始的德中政府級磋商已舉行了5輪，但願這次不是老生常談。 而中德雙方期待的明年中德建交50年的紀念，更能看出梅克爾的接班人將如何處理中德關係。

實際上，中國悄悄地也在做努力，緩和氣氛。李克強在抵制浪潮期間訪問那些H&M、Adidas， Nike供應鏈的企業，就是這個目的。但中方努力的目的只是要穩住在中國的外國資本，而不在乎歐盟對中國的人權問題說了什麼。

與此同時，法國也在創造條件，緩和氣氛。並在氣候變化合作方面給習近平一個面子：4月15日中方宣佈，應法國總統馬克宏邀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於4月16日在北京，出席中法德領導人氣候影片峰會。馬克宏此一做法，一方面體現歐盟的多層次中國政策，另一方面，通過其微妙的時間安排，即刻意地搶在美國之前，與中國先展開一個氣候合作的會談。體現了法國和德國還是「善待中共「的，從而滿足了中方領導人的虛榮心。而美國氣候特使約翰-克裡（John Kerry）於4月14日抵達上海，與中方會面。他此次中國之行，是為美國總統拜登4月22-23日在美國舉行「氣候視訊峰會」做準備。但美國氣候特使在華期間，頗受冷落，跟中國官方對待德法的態度差別很大。可以說，德法此舉，對緩和與中國的緊張關係，也許有一定的作用，但這是否真正能促進中國改變其人權的政策，那可是一個大問號了。

新疆人權問題的可能的出路?

即便如此，中歐雙方並沒有解決雙方在人權問題上價值觀和實踐的分歧，真正要找到體面的出路，必須在新疆問題上有所突破。如上面所說的，習把新疆的實踐看成一個成功的作品，而西方則看成一個罪行。解決這個問題似乎有兩種可能性：一是中國允許獨立的調查，不管是聯合國還是歐盟的。而 這種想法以前也有人提出， 但在一個主權永遠高於人權的意識形態框架的國家， 允許完全獨立的調查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

另外一個比較有可能創造一些雙方理解的方法是：歐盟對新疆問題的起源和結果有一個比較中立的表態。即在明確否定任何新疆獨立企圖、同時也否定迄今為止的任何恐怖活動的前提下，對中國違反人權的現象提出應有的指責和批評。這樣，中國的政治精英對此反應也許會緩和些。 要知道，2006-2018年，歐洲發生的幾十起伊斯蘭恐怖襲擊事件造成近400人死亡。而在新疆地區1990-2016期間，按官方公佈的數字， 共有615人死於所謂的恐怖事件（估計也包括鎮壓恐怖組織），其中196人是被官方認定的當地的三種勢力（分裂、極端、恐怖）。而據非官方的來源， 其死亡的人數可能遠超上面的數字。 同時，確實也應該看到一個國家的「融合」，對任何一個多民族國家特別是大國來說都不容易。而中國當局認定的辦法就是用鎮壓、威嚇、灌輸、監控、物質主義引誘來解決多民族「現代化」的問題。這跟官方對待漢族中的異見者方法沒有什麼異樣。只是少數民族還有一個文化和宗教而被異化的問題。 很難想像，外界的制裁能改變中國當局的思維和做法。 但是歐盟如果更能強調一定的歷史背景，強調歐盟同樣也是反對恐怖主義的，堅持不用「大屠殺」和「集中營」的類比，同時，也更注重對西方國家本身的人權保護的建設和批評。這樣也許能增加一些中西雙方理解的基礎。當然，即便這樣，很難想像會改變中國既定的新疆政策。  

歐盟多層面的中國政策在今後的兩種可能性：

第一種可能性是比較樂觀的：

經過多次碰撞摩擦，中國漸漸適應西方國家的多層次戰略。歐盟更趨向於美國的把工業政策與人權問題掛鉤。這樣，中國在原來把威權主義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管到境外」的活動有所收斂。 歐洲與中國在氣候變化方面合作順當。明年內投資協議在德法的推動下得以通過並能實施。 雙方特別是歐盟方面或者說特別是德國工業在得到經濟上好處後，緩和對中的關係。 儘管這種緩和並不能保證中國在對待西方先進技術方面不偷、不詐。畢竟從理論上來說，對技術產權的保護似乎有了一定的保障。

但長期地來說，歐盟與其他西方大國一樣依然在努力地尋找用一個能替代中國的國家（譬如說印度），因為即便中國市場和供應鏈在短期和中期內很有吸引力，由於政治穩定性問題、人口結構、技術限制的原因，也有不少未知數。 當然，真正實現這個替代過程至少還需15-20年時間 。

歐盟最終將意識到，中國不會放棄政府補助，也不會放棄把國企做大做強的決心。因為這是中國經濟政策一個法寶之一。而中國企業特別是國企正期待著，因為歐中投資協定實施可能會有助於它們在今後獲得國家的補貼，尤其涉及到一些關鍵技術領域的投資。最近西方七國發表聲明，宣稱要採取共同行動，制止（中國）「有害的工業補貼以及其他有礙市場競爭的商業行為」。歐方反對政府補助，但客觀上中方有的是辦法來辯護和掩蓋其政府補助。 

第二種可能性是：

中國政治領袖們公開地或者不公開地抵制或藐視歐盟多層次的中國政策。同時，在外交上，堅持把對方「罵個狗血噴頭」，輿論上、法律上堅持「管到境外」即「管」到歐盟所在國以及西方公司。由於政治環境的惡化，投資協議無法得到批准。於是乎，中國便自己跟西方公司直接達成協議，以各種「優惠方式」讓他們留在中國，同時，也借此來譏諷歐盟的無能。與此同時，在中美政治對立、技術脫鉤的情況下，歐洲公司不得不在兩種標準、兩種市場、兩套供應鏈間做選擇，並對中方的技術需求作出妥協。

由於中國的積極的分化政策，歐盟在處理中國問題上的權威將被邊緣化。迄今為止，中國對歐盟的蠶食政策已經讓歐盟領導嘗到足夠的辛酸苦辣。從2013年開始，中國在歐盟14個港口買下股份。歐盟的預備成員蒙特內哥羅共和國（Montenegro）則為償還中國債務喘不過氣来。 義大利在2019年與習近平簽署加入一帶一路協定，這是唯一一個七國集團國家認可了一帶一路。塞爾維亞、匈牙利則成了北京的堅定支持者。而中國這種蠶食策略在今後幾年可能迅速加劇。尤其是在歐盟國家裡没有像梅克爾這樣一個「中國友好人士」、同時也是歐盟政治圈內的權威人士存在的情況下，中歐的關係最後只剩下中國與歐洲企業以及中國與歐洲成員國的關係了。

本文作者張俊華為徳籍華人政治學者，在德國生活三十餘年。他曾就讀於德國法蘭克福大學，並獲得哲學博士學位。此後曾執教於柏林自由大學等高校。現為法國Ecole Universitaire de Management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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