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布魯馬看中國政局

伊安－布魯馬可謂直言不諱。對這名現年50歲、國際知名的作家來說，結束中共的統治已經為期不遠了。從1996年至2001年，布魯馬游歷了許多地方，並從中感受到了中國在政治、道德及社會等領域的衰敗。布魯馬表示，他不知道中共統治何時結束，隨之而來的又將是什麼，但他認為結束這樣的統治大勢已定。

對中國人擔心有可能發生動亂，布魯馬表示理解，但即便是中國知識分子也把民主同暴力和混亂相提並論，布魯馬則不能接受。布魯馬解釋了為什麼通過異議人士和獨立思想者，使其對中國的靈魂有了進一步的瞭解。他想知道的是，異議人士如何看待中國。

布魯馬從流亡美國的人士開始，逐步接近中國本土。40多名被採訪者構成了一本中國異議人士的「Who』s Who?」。例如，1989年

學生運動領袖柴玲、吾爾開希以及李祿等人都是布魯馬的採訪對象。此外，他還同1979年因民主牆運動而著名的魏京生、批評政府的知識分子方勵之、王希哲、王炳章以及吳宏達等進行了談話。

在新加坡，他拜會了一些常年遭到關押的政治犯以及反對派政治家，而香港的會談夥伴則是李柱銘、司徒華，韓東方以及劉慧卿。布魯馬在台灣走訪了曾經作為反對黨的民進黨的許多積極分子。在此期間，他們已經成為台灣受到認可的政治家，例如現任台灣副總統呂秀蓮。

布魯馬以報導的形式記述錄了他同中國獨立思想者的接觸。書中描述了他們所承受的孤獨、遠離故土的流亡經驗，以及在他鄉中國人小世界中的生活。其中包括開始不關心政治只注重事業，但通過一次關鍵事件轉而投身政治的人士，也有那些看似明白事理，但卻會突然顯得流於俗套的人物。

布魯馬沒有把他拜訪的異議人士當作英雄，或者一支成熟的政治反對派力量。他保持了批評性的距離。對布魯馬來說，被採訪者都是有著各自故事、夢想和錯誤的不同的個人。他們都曾反對過共產黨的統治，但這並不能使其自動成為民主人士或智者。許多人甚至對其同類抱有成見。布魯馬清醒地得出結論說，在會談夥伴中，他甚至沒有找到一個說其他人好話的人。

前學生運動領袖李祿從文化角度解釋了異議人士圈內明顯的紛爭。他說，中國文化不是造就一種奴隸心態，就是突出的個人主義。不願意做奴隸的人，便成為鬥士，並希望自己變成領袖。這樣在流亡人士的小範圍內，就不可避免地導致了彼此之間的爭鬥。

布魯馬對這種片面極端的想法不以為然，認為中國異議人士缺乏妥協的能力。台灣、韓國和印度的例子表明，民主很大程度上並不依賴於文化。更多的情況是，統治者濫用文化來為自己的獨裁正名。對所謂亞洲價值的宣揚就是一例。布魯馬認為中國文化對民主化並不構成阻礙，而反之，也不必破壞中國文化來改變中國的政體。他說，中國人不必成為美國人或歐洲人來贏得自由。

針對他提出的問題，他獲得的答案不只一個。布魯馬意識到，存在著許多不同的中國。他驚訝地發現，不少異議人士都是基督徒，或者因參與政治而皈依基督教。然而其他人，例如現在生活在普林斯頓、批判中國文化的電影「河殤」的作者之一蘇曉康就表示，他不僅失去了對毛澤東的信仰，甚至對任何形式的宗教或具宗教色彩的意識形態都具有了免疫能力。

布魯馬繼續就不少中國知識分子對中國未來變遷的看法進行了探討。例如，對記者戴晴來說，中國的變革絕不能倉促行事。鑑於充滿暴力革命的中國歷史，這種變遷必須基於道德和精神教育的基礎之上，採取循序漸進的方式。否則將出現一群甚至反對知識分子的不懂民主只會暴力的烏合之眾。

布魯馬承認，失控的民眾暴力對政府來說既有害也有利。他說，中國發生大規模暴動是體制產生的結果。其歷史上暴政和武裝暴動的輪換只能通過正義來打破。對他來說，極力維持一個破產的制度以及對穩定總是只抱有幻想的話，由此帶來的危險將更大。

布魯馬認為，異議人士並沒有找到解決中國問題的辦法，然而他們卻促使人們更加公開和多元性地探討如何邁出解決問題的第一步。如果讀者期待從布魯馬的書中找到明確的答案和簡單的解決辦法，那麼他一定會非常失望，但作者卻會引發人們進行思考。不過布魯馬的觀點經常不能令人信服，它們更是一種對民主的信仰。民主當然不能保證不做出錯誤決定，但它給民眾一種在經過協商的前提條件下自己改正錯誤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