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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正義-台灣向德國「取經」

林育立
2016年11月28日

結束威權統治,並不意味著民主的一步到位,往往還需要很長時間來檢討過去,面對歷史。台灣在推動轉型正義的過程中,經常提到德國處理東德情治檔案的經驗,目前正在歐洲訪問的台灣文化部長鄭麗君,因此對前東德國安部檔案管理局的參訪特別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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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utschland Berlin Besuch Stasimuseum der taiwanesischen Kulturministerin Cheng Li-chiun
圖片來源: DW/L. Yuli

(德國之聲中文網)鄭麗君訪問柏林的第一站就是前東德國安部檔案管理局,由德國聯邦政府的特使楊恩(Roland Jahn)親自接待,他一開場就說,"以前,他們在這裡討論如何對付我們民運人士;現在,我們在同樣的地方討論如何公開情治檔案,這不是民主的勝利嗎?恭喜台灣也走向民主的道路。"

東德情治機關國家安全部的簡稱史塔西(Stasi)。兩德統一後,德國立法開放全民調閱自己的情治檔案,中間經過8次修法,如今申請過的民眾已經超過3百萬人。

建立民主信心

前東德國安部檔案管理局第一任專員是高克(Joachim Gauck),楊恩首先指出,高克原本是聲望很高的人權工作者,特使這個職務由國會選出,不受政府的指揮,在德國是道德的象徵,"他後來擔任總統不是偶然。"

史塔西檔案除了開放給民眾調閱,還有一個重要功能,就是做為政治受難者司法除罪和補償的依據,楊恩強調,"從獨裁轉型成民主後,政府跟當年受迫害的人站在同一邊,能幫助社會建立對民主體制的信心。"

國家人權博物館

Deutschland Berlin Besuch Stasimuseum der taiwanesischen Kulturministerin Cheng Li-chiun
位於柏林的前東德國安部檔案管理局圖片來源: DW/L. Yuli

民主國家的憲法重視人權保障,威權政治檔案的開放要如何兼顧個人隱私權的保護?鄭麗君對這點特別好奇。楊恩解釋,德國直到找到當事人以外的第三人名字被塗黑的作法,相關的疑慮才消失,"不過,被害者也有知情權,所以加害者的名字不做任何處理。"

除了關心史塔西檔案法,以作為台灣研擬政治檔案法的借鏡,鄭麗君也告訴楊恩,台灣正計劃在過去關押政治犯的景美看守所成立國家人權博物館,"我在大學時代就參加過學運,對建立國家人權博物館有使命感,"楊恩聽了頻頻點頭,表示完全能夠理解。

害怕衝突

Deutschland Berlin Besuch Stasimuseum der taiwanesischen Kulturministerin Cheng Li-chiun
德國聯邦政府的特使楊恩陪同鄭麗君參觀檔案管理局圖片來源: DW/L. Yuli

鄭麗君在參觀史塔西檔案局後告訴德國之聲記者,德國在開放政治檔案的同時,社會透過討論學習面對真相和記取教訓,思考人性尊嚴為何不可侵犯,因此沒有造成更多的仇恨,這是台灣在推動轉型正義時可以努力的方向。

台灣過去在面對威權歷史時只強調受害者,不提加害者,反觀史塔西辦公室改建的博物館牆上,可以清楚看到加害者的名字和迫害的結構,這點讓鄭麗君相當感慨,"台灣不是怕面對加害者,而是害怕加害者和受害者之間的衝突,但是,害怕衝突就不可能站在人性的價值上去捍衛人權,不相信社會可以透過對話來和解。"

明年是台灣解除戒嚴30年,回顧台灣過去在轉型正義的努力,鄭麗君有感而發,"重點不是我們開放了多少檔案或辦多少活動,而是有沒有回到原點思考人性的價值,從這個角度看,台灣離轉型正義其實還蠻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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