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日月同輝」的來信

先說瀟陽編輯參與辯論一事，我先說一下感受，這雖然是第一次遇到媒體的編輯參與其中，但編輯的本意如果是平等參與其中針對網友問題和置疑給予回答，我個人非常歡迎。但如果編輯的參與利用了他的作為媒體編輯的特殊地位，首先製造了話語權的不平等，進而希望達成的目的之一是利用網友的參與為媒體自身的被網友置疑的所作所為進行漂白，我認為這樣做是不合適的，德國之聲的網友還很少，如果此事出現在BBC中文網，媒體的結果可能就會很難看。

說句不客氣點的話，打個比喻，媒體編輯的人腦袋被罵成豬腦袋也是有可能的。我個人認為作為傳媒的編輯這樣做首先就已經傷害了參與討論的平等性，同時當你在後面高談民主的時候，你給我的感覺是你的行為幾乎是可恥的，就好像剛剛收到他人的行賄轉過身就跟下面的幹部高談為官要廉潔，要為一方百姓鞠躬盡瘁一樣，至少開始便略顯空洞。我個人承認一點，之前我也說過，那就是德國之聲在西方的傳媒裡是相對溫和的，如果中國的官方媒體大致是極左傾向的傳媒，那麼德國之聲應該說是溫和的右派。

德國之聲在大多數的時候的報導是我個人認可的，但是編輯在選擇報導內容的時候，還應該盡可能避免嚴重誤導讀者的傾向性語言，就像我之前說過的施羅德總理在德國議會關於支持解除對華武器禁運辯論的發言和編輯對關於報導國際特赦組織和中國人權的關於新疆和西藏的指責與網友sendtozl所寫的新疆和西藏的選擇，編輯在這個問題上很明顯的知道sendtozl所寫的新疆和西藏的可信性遠遠高於國際特赦組織和中國人權的指責，但卻因為sendtozl是小人物而根本沒給他機會，這很難說服我在這個問題上你們沒有故意對中文受眾進行洗腦，這根本上就不是你所說的能力有限遠離事源點的問題，而是一種刻意而為的傾向的問題。在反日時間報導的過程裡面獨缺中國學者和同學的態度我個人認為也是一樣的道理，畢竟中國人在這件事上才是主要的參與者。

關於六四血卡，我個人的確認為有問題，我不認為這件事上我有狹隘的思想，我也認可作為人道關懷的庇護制度，我個人認為二戰後聯邦德國很多重要的政治家及戰前的大量的猶太人歷史上曾受惠於他國的這一制度，所以這一制度在德國更顯得非常有意義，但這並不等於她就應該被無辜的利用，不等於沒有參與六四的人就可以踏著死去的學生的鮮血達到自己留在當時對比中國還非常發達的聯邦德國的目的。學運過去這麼多年，學運在後期還是否有存的合法性，當年拿到六四血卡的人中有多少人真正關心過為他們這張綠卡付出的生命，這些問題真正的構成了對六四血卡最大的諷刺，六四中的犧牲者如果泉下有知，一定會非常後悔，而不是如你所言感到欣慰，因為他們不僅是真的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了，他們腳下甚至沒有油可以抹，他們若還可以看看今日的中國他們根本沒有感到欣慰的理由。

你認為沒有一個所謂扼殺中國的西方陰謀，我更加不能認同，這個陰謀論不是美國政府杜撰的飛碟，而是實實在在的存在。在西方無論是零和主義盛行的年代，還是今天共贏主義盛行的年代，一個沒有改變的事實是，在美國政府的幕僚質詢專家裡面，現實主義的學者依然佔據主導外交政策的地位，在美國的決策圈裡談與一個強大的中國共存還為時尚早，中國可以和亞洲鄰國共創共贏之局，因為亞洲鄰國並無像今日美國那麼重要的亞洲戰略利益，他們也沒有能力期待美國那樣的戰略利益。但中美在亞洲實現共贏迄今確是缺乏理論和現實依據，因為中國的和平崛起注定會深刻的改變亞洲的未來戰略格局，而且是以美國逐漸喪失亞洲戰略主導權為結果，韓國，澳洲和印度只是最近的三個例子，但決不是最後的三個。所以我更相信中美兩國人民和政府有智慧在未來可以在中國和美國之間實現共贏局面，但不是在亞洲區域。

關於中國政府已經決定將死刑的復核權從省級的法院收回到中央一級，我個人認為並非如你所說是受到國際壓力，是為了向西方世界展現進步和是與西方世界互動的結果。你太低估中國領導人了，太低估胡溫了。我個人認為這是跟本屆胡溫政府以民為本的執政理念緊密相關，這項變動是為中國內部政治改革服務的，也是胡溫更加關注下層百姓生存現狀的結果。如果如西方指示那應該取消死刑才對，但我堅信現在取消死刑恐怕老百姓都不會同意，是否取消死刑不是為國際政治所左右的，這只是根基於各國自身的法治文化傳統。或許我個人不是唯西方論者，所以我也堅持不必要在中國取消死刑，需要做的是嚴格檢查犯人是否真的罪至必須面對死行，不要有無辜者出現。活著的人需要尊嚴和生存的權利，那些死去的人也應該得到尊重，否則在這個問題上怎麼談死者泉下有知呢？

至於你所說的貴網報導的陝西的農民說將受到侵犯時尋求國外媒體聲張正義，我個人認為就算伸張了正義恐怕也只是被利用得到的副產品，而且還得看他這事是否有被西方世界利用的價值和機會。我只能說他太不瞭解中國過去100年的歷史和國際政治游戲的規則了。我看不出西方媒體怎麼會對中國政府和司法體系產生重大且直接的影響，也看不出怎麼能產生為他伸冤的能力，除非中國再次陷入混亂，有一派強力的政治利益既得者有需要西方勢力介入，但這在我輩生存的年代恐怕很難出現了。這位農民的出路只有在國內尋求解決的渠道，我希望他的不幸已經得以解決，但試圖尋求西方勢力介入卻是非常不現實，不客觀的想法。

從這段開始我回答你關於我的論點的部分。在中國是否實行精英代議體制這點上你我沒有不同，怎麼實行這必須根據自己國家的歷史，文化傳統和經濟發展的現實來定。我從來沒有表達過這就可以成為否定民主理念和拒絕去創造民主的藉口這樣的想法，我相信你誤會我了。

實際上中國人大和政協在部分上算是精英代議的一種在中國的特殊形式，只是功能和形式與西方的制度比有缺失和不同之處。在民主這個問題上我的觀點非常清晰，若有一天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面臨了民主瓶頸，民主化成為社會經濟繼續發展的必要條件，那麼中國的政治領導人就必須以這個國家的未來作執政理念的基礎，努力實現和社會經濟發展所需的盡可能相匹配的民主制度，屆時這可能不是一個願不願意選擇的問題。

但必須清楚，地球上還沒有哪兩個國家有一樣的民主政治體系，所以必須看到民主發展有不同深度，而且還有不同的廣度，也就是民主制度對各個國家國情的特殊性。此外中國不可以為民主而民主，民主並不是包治社會百病的萬能藥，也不一定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

說民主是把雙刃劍都不過分，舉兩個活例子，喀麥隆和俄羅斯的民主實際上就阻礙了社會經濟的發展，俄羅斯在葉利欽治下的10年裡國家一直掙紮在能否繼續維持的悲慘境地，直到普丁上來解決了民主體制下的寡頭政治格局，從新集中全力，提高整個國家的行政效率，加強中央對各加盟共和國的影響力，從而使國家穩定得以實現，學習中國改革的成功經驗，才實現了最近幾年的國家經濟發展的騰飛。至於喀麥隆就更無奈了，我不只和一個喀麥隆人聊過這個問題。這個國家是一個小國，300種語言，200多個政黨，議會被公認為國家發展的絆腳石，精英代議的西方式議會不是治療了社會疾病，反而加深了痛苦。議會裡很難就關鍵問題達成共識，行政效率低下到跟我聊天的喀麥隆人無法理解的地步，他們跟我說「別想在議會辦成任何事」，人民很痛苦。

但喀麥隆人民有其他選擇嗎？沒有，這個國家幾十年以來，一直受到西方國家的控制，這種控制實際上是通過各種發展中國家援助和貸款的實現的。民主化不是非洲各國人民的選擇（擴展一下，這樣可以更好闡述我的想法），而是得到西方國家發展中國家援助和由美國控制的世界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援助貸款的前提條件，請注意這裡便是西方國家發展中援助和中國對非洲各國無條件援助最大區別的地方，中國政府在這方面非常尊重非洲人民的選擇。而且事實上，民主化後的非洲國家其得到的援助和貸款並沒有因為民主化就更好的被利用了，這也根本不是西方各國關注的地方，議會也就成了議員們各自撈取政治經濟利益的地方。當然，在非洲各國都還有真正為自己國家效力，真正思考自己國家未來的議員，但他們的力量對比西方國家對他們國家的控制力顯然弱小到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的地步，這不是笑話，而是活生生的現實。而且民主劃後的政治體制依然不能阻止連綿不斷的非洲各國內戰，這說明被被動的強加的民主體制作為一個平台並不能有效地平衡非洲國家社會內部的各個利益集團，功能上缺失的民主政體提供了西方國家更好的控制非洲國家國內各派勢力的美麗溫床，完全是失敗的，但還不能丟棄甚至改變的雞肋。

至於天賦人權這類源於盧梭的西方社會的契約價值觀點，在主導中國超過2000年的儒家思想價值觀那裡能不能被中國化，才決定他對中國人民和社會是否有價值，現在談他是不是什麼普世價值還為時尚早，別忘了，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在中國，普世與否還得看看他在中國被認可的程度。我總在想，中國人的維系家族和家庭儒家觀念在未來是不是會被天賦人權這類的西方價值影響才是關鍵，中國社會的忠，孝，義這樣的傳統價值是不是在西方強勢文化面前消失才是關鍵。我堅信最大的可能是中華文明可以基於社會發展融合了西方社會的基本價值觀念，使這些觀念中國化進而能夠強力延續中華文明儒家傳統的社會價值觀，這樣的話，西方社會還可能隨著中國社會的發展受到強大的中華文明的影響，屆時哪種社會基本價值是普世價值還不好說了。這段最後一句話，我堅持鄧小平的觀點，發展才是硬道理，發展過程裡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社會穩定是發展的基石，其他再美麗動聽的理論對中國這樣以數千年獨特文明維持發展的社會都是扯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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