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丹議案意味著聯合國的失敗

聯合國安理會終於將就一項蘇丹議案進行表決了。鑑於安理會成員國不同的利益，只有那些政治幻想家們還期待聯合國會在蘇丹採取嚴厲措施甚至是軍事行動。該議案的一個重點章節是限蘇丹政府在30天之內保障達爾富爾地區人民的安全。期限過後，安理會再就採取何種必要措施做出決定。

事實上，聯合國早就應該在蘇丹採取行動了，而現在的決議甚至沒有就採取什麼樣的行動做出規定。達爾富爾地區的未來依然被打上了一個巨大的問號。決議中連「制裁」這個詞匯都沒有，只提到了「措施」，這又該讓遭受欺凌的難民對未來抱有什麼希望呢？

達爾富爾危機不禁讓人再度對國際社會，不論是單個國家，還是國際組織如何為衝突地區實現和平做出貢獻提出了疑問。蘇丹問題至少沒有提供令人鼓舞的答案，反倒顯示了國際社會在戰爭和衝突發生時的無能為力。視而不見、低估形勢、大事化小，甚至是忽視真正的局勢，加上各自從自身利益出發，對達爾富爾地區的災難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

除了提供緊急的人道救援，國際社會沒有就長期解決蘇丹問題、實現該地區持久和平制定方案。過去數月達爾富爾地區形勢的惡化以及由此引發的大屠殺和難民潮顯示出，那些善於權術和煽動的人在非洲以及國際外交舞台上似乎取得了上風。

從蘇丹問題應該得到的另一個教訓是，要想有效地干預象達爾富爾這樣的危機，國際社會必須避免相互成為對手和勁敵。各個國家為了保證各自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利益，不惜拖延解決危機的時間。而蘇丹和其它一些非洲國家已經被人們遺忘的太久了，危機已經導致了災難性的後果。當然，非洲聯盟沒有能夠證明可以自己解決非洲問題的能力，但是解決非洲的問題卻往往受制於非洲以外的國家。

聯合國的信譽再一次受到打擊，國際社會遲遲不予干預，而就有效及時防範危機，尤其是迅速採取行動的爭論卻還在進行。

表現在達爾富爾問題上的猶豫不決，政治上的瞻前顧後以及策略上的種種前提條件，不禁讓人對國際社會遇到衝突時的行動能力提出質疑。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就盧安達大屠殺發表的一份自我批評性的文件中說，「我們還沒有開始行動，屠殺便開始了。我們沒有真正面對犯罪的行為。」聯合國秘書長科菲安南在介紹未來防範危機的行動計劃時說，「我們只有通過拯救明天的受害者，才能紀念昨天的犧牲者。」達爾富爾人民忍受的苦難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難道盧安達和剛果的慘痛教訓根本沒有在世界範圍內產生影響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