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毛澤東主義時代的新自由主義

每月出版一期、附在日報中發行的外交月刊研究了中國後毛澤東主義時代的新自由主義，並引用中國思想歷史學家和讀書雜誌總編輯王輝如下一些話：

「改革和自1984年以來加速進行的城市化導致了為期長久的財富重新分配。新產生的利益集團利用改革過程為自己的目的服務，他們從對國家掌握的資源實行私營化的過程中獲取好處。社會的不平衡變得日益嚴重，社會保障體系瓦解，貧富鴻溝加深。大批農村人口逃離農村以及大批人員失業使社會結構失去了平衡。

如果沒有國家有目的的干預，這一切是不可能發生的。從此以後，國家只把精力集中在狹義的政策上，把自己的其它一切社會功能都推給了市場。這種政治的一貫性和經濟的大轉變是中國的新自由主義的一大特徵。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標誌著這一過程進入了最後階段。」

王輝認為，在1989年抗議活動被鎮壓以後，九十年代的一批利益集團取得了成就，他們把八九運動作為實現自己私營經濟目標的手段。文章中寫道：

「在世界公眾面前，中國的新自由主義者標榜自己是反『專制』、爭『自由』的鬥士，他們十分巧妙地掩飾自己與國家的多重關係。實際上，沒有這些關係，他們不可能成功地開發國內市場，也不可能貫徹其分散權力和私營化的政策。由於沒有民主監督，相應的法律只是為新利益集團獲取國家資源而提供合法化的保護傘而已。

隨著文化大革命長大的一代人只面向西方，更準確地說，是面向美國。作為知識和文化中心之一，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甚至歐洲都從中國的精神視野中消失了。對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只是為了保衛佔統治地位的思想意識和政府的政策。任何對新自由主義的批評都受到譴責，被說成是反理性的『倒退』。」

在分析文章的最後，王輝得出了下列的結論：

「然而，不能按西方資本主義的歷史發展來衡量中國。相反，資本主義必須接受批評，這種批評並非為批評而批評，而是為了評價中國和世界迄今為止的發展過程，揭示新的可能性。

如果我們想理解中國在尋找平等和自由過程中遇到的困難的話，我們就必須研究我們走過的現代化道路。我們需要民主和社會能夠承受的解決方法，這些方法應該能夠阻止社會的兩極分化和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