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綠色的足跡

我們三人穿著黃色的雨靴，站在渾濁的水裡。這是一條名叫莫爾道的小河，它穿過奧登森林，流入萊茵河的一個彎道。我們站在那裡，一個提著藍色的垃圾袋，另外兩個則把在渾濁的河水裡找到的東西往裡放：生鏽的可樂罐、油膩的塑膠袋或是其殘餘部分、螺釘，還有一隻鞋子。這些都是村民們長年累月扔到河裡的垃圾。

我和另外兩個兒時的夥伴義憤填膺。我們想為小河助一臂之力，使它的狀況有所改善，而且要實現遠大目標：讓鮭魚回到河裡。我們從六歲就開始釣魚，對魚的種類瞭如指掌。還有，那些年垂釣者們也在嘮叨著要在萊茵河實施「鮭魚2000」計劃。八十年代末，萊茵河是一條又臭又渾濁的河流。如今，這條河裡又有了鮭魚。

青少年的熱情與成年人的榜樣

就在我們站在河邊的時候，突然有個人停在路邊的欄桿旁叫我們。他是村裡負責青少年工作的。當我們把我們的目標告訴他時，他頓時也有了一個主意。就這樣，「米爾塔爾青少年環保小組」成立了，並成為村裡的第一個環保教育基地。接下來的三年對我們來說是寓教於樂，可謂真正的課堂。這位青少年工作者還找來了一位環保教師，我們跟著她一起在小溪岸邊打黑榿木樁，讓堤岸更加牢固、更加自然；夜間帶著探測器尋找蝙蝠；在小溪裡撈蟲子。

隨著年齡的增長，在環保小組與泥水打交道的時光成為過去。16歲的我，開始有了政治傾向，也想上街高呼反對核能，想作為鄉村反抗者在自己的家門口改變些什麼。出乎意料的是，居然還有志同道合者。至於大家都喜歡打乒乓球，大概純屬偶然。在雖不會打反手但主意頗多的塔雷克的建議下，我們這些人成了青年社會主義者。我們要實現的目標很快便十分明確：開設夜間青少年專用公共汽車、沿著聯邦公路開闢自行車道、組織反核能遊行，尤其是在村裡設置太陽能。我們一連幾個月收集訊息，寫了一本太陽能讀本。我也寫下了我的第一個新聞發布稿。

如今回想起來，我會捫心自問，哪些事成功了，哪些沒有。個人的直接環境起著決定作用。在熟悉的環境中發揮作用，獲得認可，會給人帶來很深的影響。當然，沒有有的放矢的輔導也不行。遇到那位青年工作者是我們的幸運，當然，我們自己的勇氣和對鮭魚的狂熱也不可缺少。

環保教育的新時代

今天，進行環保教育的氣候改善了。我的印象是，九十年代的時候，這個話題還不那麼被重視。德國統一及其後果佔據了主要地位。但是現在，很多人越來越多地公開發問，我們究竟要給孩子們留下一個什麼樣的自然。環境哲學家安德烈亞斯•韋伯（Andreas Weber）在他的書和散文中主張，要讓孩子們更多、更自由地接觸自然。自然社會學家萊訥爾•佈雷墨（Rainer Brämer）對幼兒和自然之間的關係進行調查研究，他要求讓兒童重新熟悉自然。這場討論也是來自美國，那裡2005年出版的《林間的最後一個孩子》一書轟動一時，掀起了一場廣泛的討論。

我感覺到，一場運動正在興起。住在我樓下的漢娜•海內費特（Hannah Heinevetter）也是這樣說的。她是一位環境咨詢師，參加的會議一場接一場。她提到環境教育學中眾多的創意，無論是帶領中小學生們互動考察漢堡河流，追尋水獺蹤跡的地質教育旅遊、她自己正在策劃的氣候體驗營，還是為兒童開辦的課程、對教師進行培訓，以及大學新開的專業，還有幼兒園為倡導可持續生活而開展的的「幼兒園21」項目。此外，還出現了諸如柏林自由大學指導下進行環保管理的「學生公司」等其他創意項目，為年齡稍大、容易放棄的青少年提供可持續性激勵措施。

眼前諸多的創意讓人鼓起了勇氣，讓人想到我們的孩子也許懂的東西和保護的東西會更多，而且比我們這些大興土木的業主們更善於建設。而只有不遠離自然，他們才能夠做到。

種種禁令使我們遠離自然

如今，德國社會無處不在的禁令和分隔，使原本垂手可及的自然變得陌生和遙遠，變成了籬笆後面和電視屏幕上供人欣賞的有趣景象。無形的指示牌上，寫滿了「禁止觸摸」、「徒勞無益」之類的詞語。

我雖然也在試圖讓女兒擺脫這種種束縛，但是，我們心中對社會的分隔早已習以為常，而且日益加深。那些布滿足跡的小溪和當年抓到的昆蟲以及栽種的樹木，都離我那樣遙遠。作為記者，我的文思不能任意飛翔。有時候我想像它們真的能夠這樣，就像今天這樣。我剛剛寫完一篇文章，其中一個段落，講的就是萊茵河與波昂附近西格河的鮭魚。

秋天的時候，那些鮭魚會跳過1.8米的水壩，就像是在阿拉斯加，人們可以前去觀看。而在二十年前，無論是在那裡，還是我當年的村莊，沒有人相信會出現如此景象。

作者：Torsten Schäfer
責編：當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