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國際貿易不是零和游戲」

德國之聲：施密特教授，您做德國經濟發展觀察鑑定委員會的成員已有十年時間，擔任該委員會主席六年。委員會的成員在德國也被稱為經濟五賢人。某種程度上，您是德國最智慧的經濟學家。德國政府利用您的智慧嗎？

施密特：我們這個委員會確實扮演著一個重要角色。我們不只做政府的顧問，也是整個政治和社會的顧問。我們的觀點和分析讓所有人分享，所有的決策人，包括企業家和納稅人。因為我們是獨立的，不是政府機器的一部分，所以我們的觀點不總是與政治和公眾的主流意見一致，這使我們更有價值。當然，我們不是智慧的化身。德國有很多出色的分析和聲音。具備獨立思考能力的公民和政治家在聽取各方意見之後可以選擇他做出判斷的基礎。因此我認為，我們這個委員會是個十分重要的機構。能夠在那裡服務十年是我的榮幸。

儘管經濟五賢人是政府的顧問，但你們不能給政府提建議。是這樣嗎？

我們的任務是利用我們的專業知識做出判斷，形成自己的立場，並對外表達我們的意見。但我們沒有說服任何人接受我們立場的使命。我們要為公眾和政治的討論奠定一個基礎。但這也意味著我們不會提出具體的建議，比如我們不會建議最低薪水為一小時10歐元。我們更多的是就最低薪水在哪個經濟景氣階段可能產生的後果做出我們的評估。

您正好說出了關鍵詞。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您從一開始就反對實行覆蓋所有行業的最低法定薪水。現在德國不僅有了最低薪水，它還從今年一月開始上升到每小時9.19歐元。您認為這將給德國就業市場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呢？

我們在推廣最低薪水之前進行了認真的討論。我們曾在年度鑑定中收集了正反兩方的意見，並參照了其他國家在這方面的經驗和教訓。最低薪水，特別是在經濟不景氣的時期經常產生的一個負面影響是：沒有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往往被排除在就業市場之外。不過另一方面，它又提高了其他雇員的收入。每個影響全局的經濟政策都會造成贏家和輸家。在權衡利弊之後，我們當時建議德國政府不引入最低薪水。但政府還是這樣做了，當然那是在一個經濟十分繁榮的時期。德國就業市場在過去十年裡相當穩健，使最低薪水的副作用微乎其微。現在經濟仍然在增長，最低薪水提高到每小時9.19歐元也不會有什麼大問題。不過我們當初的憂慮仍然存在，那就是：經濟走下坡的時候，最低薪水將會帶來什麼樣的後果？我們德國有一個運轉十分良好的、通過稅收和再分配調節的對抗貧困的機制。因此我們很少有相對的貧困，絕對貧困就不用說了。當時我建議與其實行最低薪水，不如進一步完善這套機制。不過現在我們有了最低薪水，天也塌不下來。

目前德國的失業率是1990年兩德統一以來最低的，同時稅收創紀錄。成立剛好一周年的大聯合政府是否應當在成績單上得一分（德國學校最好的分數）呢？

我們原則上不給政府打分，因為分數不能反映政府的真實成績。目前德國政府在國內和國際上都面臨艱巨的挑戰。政治決策人應對挑戰的做法可圈可點，但也有值得批評的地方。比如我們對政府處理歐元危機的做法十分贊同。但政治決策人在國內制定的經濟政策並不總是很成功。總之，經濟景氣不完全是政府的功勞；經濟不景氣，也不能完全歸咎政府。給政府打分意味著它有很大的掌控力，經濟發展好壞與它有很直接的關係。現實要複雜得多。這就像我們對經濟增長的預估。我們不指望在期待高增長的時候得到表揚。我們是觀察者，是傳遞消息的使者，不能對經濟進程施加影響；政府可以施加一定甚至相當程度的影響，但遠遠不是唯一的因素。

德國經濟現在連續第十年增長，但速度明顯放緩。這也與國際大環境有關。英國脫歐的未知數以及中美貿易摩擦都給德國經濟帶來陰影。媒體經常報導說，脫離歐盟將把英國推入深淵。反過來呢？英國退出將使德國在經濟問題上失去一個重要的盟友。這對德國來說意味著什麼呢？

您提的問題非常重要。英國脫歐帶來的將不只是經濟後果，比如對生產鏈和運輸帶的影響。更嚴重的後果將是政治層面的，事關歐盟未來的發展。迄今，英國自由經濟的聲音在歐洲融合的道路上起到了非常積極的作用。歐盟是個多姿多彩的集體，並從多樣化中汲取了力量。從經濟理念來說，歐盟存在兩大陣營：一個主張進一步擴大福利國家體制、嚴格管理就業市場；另一個相信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兩個陣營求同存異，歐盟就能健康發展，過去幾十年始終如此。如果今後缺少了英國這樣的一個主張自由經濟的重量級聲音，那麼對歐盟的整體發展來說將是不利的。這一長遠影響在我看來比短期性的經濟後果更為重要。

中國兩會結束，這意味著與美國的談判可以進入決賽了。您對中美貿易談判的結果有什麼樣的預期？

回顧一下過去幾十年的世界經濟，我們會發現：國際貿易帶來的是雙贏局面。國際分工的前提條件越好，單個的國民經濟就越能發揮自己的特長，並在國際框架下獲得經濟增長。我們不能誤以為國際貿易是個零和游戲。因此我只能希望中美兩國在掰腕子的同時能夠達成一個使國際貿易秩序繼續有效的解決方案。

中美貿易摩擦背後的核心問題是中國的進一步崛起，從美國的角度看是否能夠阻止或推遲中國的崛起。有關華為的討論也應放在這個大背景下來看。您認為德國在華為的問題上應當如何站隊呢？德國政府應當聽從美國的建議將華為排除在第五代通訊網路建設之外嗎？

這是個很難回答的問題。因為回答這個問題需要瞭解一些可能政府掌握的、但經濟學家無從知曉的情報。因此我不想在華為這個具體問題上說得更多。但是原則上來說，德國作為一個十分開放的、倚賴出口的國民經濟，應當與歐洲夥伴一起共同維護自由的國際貿易秩序，即使該秩序將使德國企業面臨巨大的競爭挑戰。眼下我們熱議的一個話題是工業政策。以中國和德國為例：兩國互為重要的貿易夥伴。如果兩個國家都對另一個國家的投資者敞開大門，給本國企業帶來更大的競爭，那麼這對我們兩個國家的企業和經濟發展都是有益的。假如中國企業可以來德國自由投資，但是反過來德國企業在中國沒有這樣的自由，那麼這樣的局面是沒有持續性的。如果德國現在以牙還牙，把中國投資者拒之門外，那麼這也不是明智的做法。一個長久有效的方案是創造一個對等的投資環境：中國進一步開放自己的市場，讓來自歐洲或其他地區的企業也能在中國自由投資，不加技術轉讓等強制性的條件。這將使中國獲益，因為自覺自願的技術轉讓比強制性的技術轉讓效果要更好。我們德國則應當牢記一點：敞開懷抱迎接外國投資者，我們將得到新的知識和新的競爭壓力，由此帶動我們更上一層樓。

在英國脫歐或中美貿易摩擦這兩個問題上，德國基本上只能是看客。但德國政府可以採取措施，使德國更好應對未來的挑戰，比如人口老齡化、人工智慧等等。您認為德國政府做得夠多嗎？

它做了很大努力。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們擁有非常良好的教育體制，包括中小學、大學和職業教育。來德國建廠生產或建立研究基地的外國企業可以找到高素質的員工。不過，政府還可以做得更多，比如在數字化方面，我們應當讓後代有更好的準備。在這方面可以加大投資力度。但總體來說，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體制是個非常成功的制度，它能夠適應巨大的外部挑戰，同時保障社會的團結。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對政府的所有舉措都點贊，相反，我們對政府的養老體制改革發出了激烈的批評。

德國著名媒體人Gabor Steingart前不久說，梅克爾想要的不是改革和因此而產生的動蕩，她想要的是安靜和午睡。這是不是意味著，我們必須等到梅克爾讓出總理寶座之後才能指望德國迎來更有朝氣的時代？

記者的任務是標新立異，並以此引發辯論；而學者的任務是以理服人。我們如果把梅克爾的任期放到歷史的長河中評判，那我們必須承認，她為德國這只大船掌舵，使我們沒有在狂風暴雨中沉沒，這是她的功勞。但是在評價梅克爾的時候同樣重要的是她沒有勇氣做出的一些改革。以能源轉型這個全球性的挑戰為例。她沒有勇氣做到給二氧化碳的排放明碼標價。這很遺憾。不過我們批評別人的時候必須要考慮一個問題：我們自己是不是能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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