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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座評論:國安法3年的香港故事

2023年6月30日

香港國安法實施以來,有些曾經敢言的香港媒體,逐漸一步步向官方「投降」。越來越多人選擇離港,但即使離開,港人身份仍然敏感。3年了,香港人如今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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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示威者在台北街頭遊行,支持香港民主,並呼籲港府釋放政治犯。
6月10日,示威者在台北街頭遊行,支持香港民主,並呼籲港府釋放政治犯。圖片來源: Wiktor Dabkowski/picture alliance

(德國之聲中文網)2020年7月1日,《國安法》在無可抵抗爭辯的情形下,壓在香港人頭上。也是那一刻開始,我知道香港不可回頭。

一個壞的領導人上場,你還能期望他會任期完結、被人中途接下馬,然後換上另一個領導施政,一切仍有計算盤旋的空間。但立了一條《國安法》,總不能3個月後就把它廢除掉吧?也就是說,開弓沒有回頭箭,北京是鐵了心,要把香港牢牢抓在手上。

這3年,香港人變得如何?我希望講述幾個類別的香港人故事,讓大家瞭解影響。

朋友A來台灣探望我,我們約了幾個在台的港人聚舊,就在台大附近的咖啡店高談闊論。A也是傳媒工作者,大家話題當然離不開香港的局勢、言論自由的打壓等等。說得興奮之處,朋友A突然感慨地說:「你知道嗎?如果我們身在香港的咖啡店,我絕不會和你談論剛才的題目。」我拿著咖啡杯的手停在半空中,一時之間,不知如何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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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繼續說:我們如果要談這些話題,就只能回到家中才會講。朋友之間,除非真的非常熟悉,非常信任,否則不會多談。因為你不知道對方是什麼想法,也不知道說了會有什麼後果,透露太多自己的資訊變得危險

什麼是敏感資訊呢?例如,你,仍能到內地嗎?朋友A是傳媒人,有一次和商界的朋友聊天,很快對方就故作輕鬆地問:「最近都採訪什麼新聞了?之前的工作都和什麼內容有關啊?」然後就突然單刀直入:「你有回鄉咭嗎?你,現在仍能回大陸嗎?」朋友A馬上警惕起來,因為他無法判斷對方為何要查問這個資訊?是想判斷自己的政治立場,或者政治危險狀況嗎?你可以說這個查問很普通平常,但在今天的政治形勢下,所有資訊都變得敏感。

朋友A告訴我,香港的傳媒環境,是每日的受到紅線侵蝕。譬如《明報》,去年六四除了報導維園的即時情況,還會做一些周邊的人物採訪,也就是多方面的報導六四主題。但今年的《明報》已經沒有這些報導了,也就是只當作是日常發生的一宗普通新聞,沒有專題報導,原因也不言自明,因為有關當局不喜歡。

於是傳媒機構便陷入了一場兩難:堅持編採自主、以新聞專業處理新聞,但可能遭受政治滅頂之災,無法守住新聞陣地;妥協退守、息事寧人,或保得一時風平浪靜,但其實等於向官媒喉舌的方向投降,最後守住的東西還有價值嗎?

另一個故事的主角,是仍然想發表意見的普通香港市民。這2年,我和拍檔吳志森在網上做「英國台灣」的連線節目,每次都有許多香港人連線發表意見。

6月12日香港高院審理《願榮光歸香港》禁制案之際,在台港人於台北車站發起聲援活動,合唱這首在2019年反修例運動廣為傳唱的歌曲。
6月12日香港高院審理《願榮光歸香港》禁制案之際,在台港人於台北車站發起聲援活動,合唱這首在2019年反修例運動廣為傳唱的歌曲。圖片來源: Chia-Chun Yeh/DW

但他們無一例外,都不敢露面。他們關掉鏡頭,只用聲音發表,甚至還有人加裝了某些軟體,作用是什麼?就是防止被人強行遙距打開電腦鏡頭!沒錯,有些香港人擔心被人強行打開電腦鏡頭會曝光自己身份,所以要安裝軟件反制。

即使不展示臉孔,他們的擔心還不完結,有時說及一些特定的話題,例如醫管局的新聞,或者機場的新聞,他們都會說自己是其中一個員工,但當你想多問一句,例如是醫院什麼部門?或者在機場工作了多長時間?馬上便會有其他網友傳來訊息,「不要再問﹗小心身份曝光」,「主持人你想害死人嗎?不要再問了!」甚至有一些已經移居到英國的香港人,他們也不願意開鏡頭露面,甚至不願意很具體講述自己在香港的身份。每個人都好像拍間諜片,想辦法隱藏自己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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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香港人不是這樣,我當年在香港電台做過Phone In節目的編導,負責邀約嘉賓,和接市民電話播放出街。當時的氣氛,市民為了增加自己被選中Phone In的機會,都會主動披露自己的身份,「我是XX機構的員工,我是知情人士,我想講講內情」,「我在XX學校教歷史課的,我想講講發生什麼情況」。此一時彼一時,短短3年,香港人由正大光明地表達意見,去到和內地同胞一般無異,躲躲藏藏,提心吊膽,你可以怪誰?

這3年,香港人最熟悉的是什麼?是各國的稅務、租務規例,是各國學校的入讀規則,這3年香港人的國際視野無比寬闊,那都是因為移民潮。香港在這3年真的成為名副其實的「國際都會」,不過那是香港人散居國際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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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志豪是香港媒體人,曾任職香港電台,擔任時事諷刺節目《頭條新聞》主持人。目前旅居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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