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受阻是常態 外國駐華記者仍舉步維艱

（德國之聲中文網）外國駐華記者協會（FCCC）週一（4月8日）發佈2023年度的中國媒體環境報告，以「摘下了口罩，障礙仍然存在」為題，認為中國放棄疫情「清零」政策後，外媒報導環境雖有開放，卻仍未重回疫情之前的水準。

此外，高科技被用來監控、干擾外媒記者的情況越來越多，甚至首次有記者指出，中國政府用無人機監控其行蹤。

報告指出，絕大多數的外國記者稱有理由認為中國政府「可能」或「肯定有」侵入他們的微信（81%）和手機（72%），或者是在其住家或辦公室放置竊聽器（55%）。

此報告的調查期間是2024年的1月和2月，對像是外國駐華記者協會的成員，其157個成員之中，總共有101人填答。

「敏感」議題變多

儘管有81%的人認為2023年中國報導環境有所改善，但許多針對在當地獨立報導的打擊做法在疫情前早就存在，如今也隨著封控鬆綁，「更多記者要面臨嚴厲的打擊手段」。

「外國記者在採訪過程中沒有遇到問題的情況，才是例外。」報告寫道，當面的恐嚇與監控增加，更複雜的數位監視手段也益發常見，導致記者在中國進行獨立報導仍遭遇重大阻礙。

報告引述《經濟學人》北京分社社長任大偉（David Rennie）的說法：「疫情期間，在地方報導的情況非常糟糕……現在則是更為隨機，更難預測什麼時候會被跟蹤，很難知道沒有監督的採訪行程何時會被地方的政治宣傳部門縮短。」

99%的外國駐華記者認為，中國的報導條件「很少」或「從未」達到國際的標準。有81%的記者曾經遭遇「干預、騷擾與暴力」。被中國警察或其他官員阻撓過至少1次者，佔了54%，另外有45%的人表示曾遭不知名人士阻撓。

對外媒記者來說，因報導「政治敏感」議題而遭中國政府施壓者，不在少數，且「敏感」議題的範圍有擴大的跡象。曾嘗試在新疆採訪而遇到問題的記者，佔了85%；除此之外，分別有79%、43%和68%的人表示，在靠近俄羅斯、東南亞的邊境區域，或是在內蒙古這類族群多元的地區報導時，也遇到問題。

官方的壓力讓潛在的受訪者更加不敢接受外媒採訪。報告指出，近年來出現的一個重大轉變就是，學界、智庫人士與分析師要不是拒訪，就是要求匿名，或者根本不回應。

超過8成的記者都遇過受訪者以「未獲准與外媒交談」或「需要事前許可」為由而拒訪；另有逾三分之一的人表示，原本已經確認好的採訪曾因官方壓力，而在最後一刻臨時被取消。

記者處境艱難

外國記者要取得簽證及居留許可，亦仍存在問題，且美國媒體面對的情況特別嚴峻：2023年美媒記者只有1人成功獲得中國政府認證。這種情況導致部分外媒人手不足。

替外媒工作的中國記者也持續遭遇官方施壓；49%的外國記者表示，其中國同事曾遭遇施壓、騷擾或者恐嚇，比2022年的45%更多。

這份報告發佈前夕，出身中國、現為澳洲籍的記者許秀中（Vicky Xu）在澳洲媒體《週六報》（The Saturday Paper）發表一篇文章，同樣批評中國對記者的壓迫，並質疑澳洲政府的對中政策。在這篇自述中，她揭露自己近年來遭中國政府人士跟蹤、恐嚇的經歷，精神上承受極大壓力。

許秀中寫道：「在澳洲，我一直被跟蹤。常有陌生的東亞男子站在我的公寓大樓前，像是自願守門。我換掉電話號碼和新的電子郵件，安裝住家安保系統，一再地搬家……我沒有穩定的住址，因為我現在解決問題的辦法就是過一種遊牧人生，比中國共產黨的打手搶先一步。」

許秀中關注新疆維吾爾人遭受「強迫勞動」、被送入「再教育營」的處境，並加入智庫「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ASPI），其報導與報告獲各國媒體廣泛引用。但這些文章也導致她成為北京的批評目標；《環球時報》、《人民日報》等中國官媒指責她是「新疆棉」爭議的「幕後黑手」，甚至批評她「不知廉恥指責自己的祖國」。

2021年，與許秀中相識的澳洲華裔藝術家巴丟草受訪時曾告訴DW，中國政府攻擊許秀中的首要目的，是「在中國內部摧毀她，並明確告訴中國國內的人民：『你們是中國人，不要像她這樣做，否則你會受到跟她一樣的攻擊或威脅。』」

（綜合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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